有條理的論述，搭配上客觀、中立的觀點，是曾擔任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法務主任、社民黨立委參選人的苗博雅，最大的特色。
對於從廢死運動轉戰政治圈，苗博雅認為，這只是更深一層的「參與」政治而已。她表示，由於你要挑戰的是「制度」，所以社會運動其實就算是一種政治參與。
至於為何在這個時間點決定參選，苗博雅也捨我其誰的說，明年選舉是相當重要的一役，若無法成功改變國會組成，即便執政黨再如何更迭，政府機能也仍會持續失能下去。
先前曾傳出與父親政治理念不合的苗博雅也說到，對於這次參選，父親是非常支持的，家人們也是。所以她認為，雖然老一輩的人會被過去的意識形態所束縛，但是對於新的政治氣象仍是能欣然接受的，所以她也很樂觀看待第三勢力的發展。
被問到在廢死運動中的經驗，是否能運用於選戰中？苗博雅說，在運動中學到的「溝通」、以及讓她相信「人都有被說服的可能」，這兩點對她來說最受用。
苗博雅認為所謂的「溝通」並非只是，雙方講出自己想講的話，進而吵架、或妥協解決。她認為溝通最重要的是，應先了解和你對話的對象到底「想要的是什麼」、「關心什麼」、「認為什麼是重要的」，進而去協助、解決對方的疑慮，這才是有效的溝通。
她相信前者的「包容」、以及後者的「耐心」，都是從政的人應具備的素質，若是想要將政治這條路走穩，就必須讓理念解決大眾的疑慮，並仔細聆聽人民的心聲。
而除了廢死議題以外，苗博雅也非常關注臺灣的司法制度。她認為大多數的刑事調查，都是有利於檢警，且有失公平性的，這樣的情況甚至可能滋生冤獄問題。
在面對網路的惡意批評時，苗博雅還是會試著與對方溝通。樂觀的她認為，即便對方不願意、不想與她溝通，網路的「公開」特性，也能夠讓來自四面八方、同時也關注議題的大眾理解，她溝通過程中所闡述的理念，進而將這些想法更加散播出去。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這位「耐心」的候選人，對社運、從政、司法，以及網路批評有什麼看法吧！
問：過去積極參與廢死運動的妳，為何毅然決然投入選戰、投身政治之路呢?
其實我之前參與的社會運動，某種程度上就算是政治性質的工作；因為很多社會議題中最重要的改變，都得藉由政治意志推動。像廢死運動中的訴求，便是「法律的修正」，這就相當具有政治性質；所以成為候選人，就只是「更深入」的參與政治而已。
對我來說，第一個思考點是「從政重不重要？」
2016大選對臺灣來說是非常關鍵的，因為此次選舉必須改變國會。無論行政權再怎麼換，在國會尚未改革的狀況下，將會使相當多進步的法案窒礙難行。
去年的太陽花運動，引起一股非常大的公民力量，而這股力量是大眾是對國會機制不滿所產生，如果在明年選舉中，這龐大的公民力量都未能改變立法院，那下一次同樣的歷史機會，可能要過很久了！因此我認為，在此時從政更顯得重要。
第二個思考點，則是「有沒有人認為我適合從政？」
答案是有的，當社民黨主席范雲在農曆年前，詢問我是否有意願代表社民黨參選區域立委時，對我來說，某種程度上就是有人認為我適合從政了。
問：妳認為現在的國會有什麼問題呢？
時常接觸、觀察立院新聞的話，就會發現，有很多法案在立法院裡，是無法好好討論的。例如先前的修憲公聽會，就非常地荒謬，如此重要的事情，在我們國家的國會裡，竟然是以「在前面先講一堆廢話，然後再突然散會」的方式草草結束！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國政治所面臨到的問題，就不只是「政黨輪替」了。國會議員的品質也都應向上提升，若國會無法改變，總統、執政權再如何改變，整體施政的素質仍會不彰。
問：在網路上有篇貼文寫到，妳曾因政治立場而與父親有過衝突，此次代表第三勢力參選，是否有獲得父親認同？妳是如何和家人溝通的呢？
答：其實對於我出來參選，家人都非常支持。那篇文章中提到與父親的衝突，是因為他的生長背景、以及歷史因素，使他對特定政黨無法接受，所以我能夠理解、體諒他會有如此反感的情形。但這次參與的是新成立的政黨，因此對他而言並不難接受。
問：所以對老一輩的人來說，雖會被意識形態束縛、討厭特定政黨，但對於新的事物卻不會這麼排斥嗎？
答：我想通常都是如此，像我們在走基層拜票時，雖然社會民主黨的知名度並不高，但一般民眾大多不會有排斥的反應。對他們而言，一個新生的政黨，就代表其背後沒有任何的包袱、糾葛，因此我對認為第三勢力在臺灣的發展也是相當樂觀的。
問：臺灣社會氛圍對於廢死團體較不友善，過去妳在廢死聯盟有沒有碰過什麼樣阻力，並從中獲得收穫、可以運用在此次選戰中的寶貴經驗？
答：在反死刑運動中，有個特別的現象就是「愈了解臺灣死刑真實樣貌（實際運作、執行），愈會傾向希望廢除死刑！」如果向支持死刑的民眾，說明現實執行的情形後，他們通常會發現臺灣的死刑，與其想像有很大的落差。
在廢死運動中，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它也讓我了解到，所謂「溝通」應該要以怎麼樣的模式來進行，才是最適當的。
對於很多人而言，「溝通」便是雙方講出自己想講的話，若意見不合，看是要用吵架、或是其中一方先妥協等方式進行。但我認為溝通的第一步，就是要先了解現在和你對話的對象，了解他到底「想要的是什麼」、「關心什麼」、「認為什麼是重要的」。
先找出上述的幾項後，再去解決他所關心的、擔心的事情。並告訴他我的想法，且在這個想法中，他將會明白其所擔心的事情，會以怎麼樣方法去解決，這才是溝通。因此對我來說，溝通的第一個條件不是講話，而是「雙方都要有意願去理解對方的需求與看法」，才會是「有效的溝通」。
因此若有機會能夠彼此坐下來談，花費一、兩個小時進行「溝通」；交流自己對於支持死刑、或廢除死刑的想法、擔憂，以我的經驗來看，人都可能被說服的。
若要從事政治工作，「溝通」同樣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當你向他人說明你的理念、政策時，絕對不能只是「單向的傳輸」，應該要找對方在什麼事上最為煩惱、擔憂，再告訴他自己的政策為什麼能解決他的煩腦。
除了「溝通」以外，從事廢死運動中也讓我相信「人都有被說服的可能」，我想這兩者在政治工作中都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且要做得到才能走得更長久。
問：那麼除了死刑議題之外，妳認為還有什麼值得大家去關切的議題呢？
答：臺灣的司法，在刑事審判這方面，其實到處都充滿著問題。
今年六月有一則新聞，男子呂介閔因在2000年涉嫌殺害其女友，而被判刑13年定讞。過程中雖然他也曾被判過無罪，但到最終被判有罪。但在入監服刑4年後，呂介閔卻獲釋再審；既然已經定讞了，為什麼還可以再審呢？原因是因為當時定罪的證據仍然有爭議。
原來高檢署發現到死者胸前齒痕的DNA鑑定與呂男不合，才讓他有獲釋再審的機會。
這個案例很明確地告訴我們，大家以為精準的科學鑑識其實沒那麼神準。大眾常常會有迷思，認為所有的刑案調查都非常準確，但臺灣的科學鑑識並不像美國影集CSI裡面演的，非常專業、準確。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辦案是誰來辦？檢、警、調；鑑定是誰在做？刑事局、調查局，由此例就能得知，臺灣根本沒有一個中立、真正客觀的刑事鑑識單位。
當然這些單位都會說自己很客觀中立，但事實上，刑事局和調查局是依附在警、調單位之下的。以美國的司法制度來比喻，這些都是「檢方」的證人，也就是「單方面」的證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被告來講是相當不公平的，因為案子是你在辦，鑑識又是你的人在做，這樣就有違「法院的公平性與中立性，以及當事人間對等」的概念了。
而當只有一方有較多的資源，就會產生問題了。在刑事審判中最常見便是「不正當訊問」，意指用強迫、暴力威脅、或是誘騙等方式來問筆錄，這便會使嫌疑人承擔不屬於他的罪，進而造成冤案產生。
除了審判資源不對等以外，臺灣與中國間的《兩岸司法互助協議》也有不小爭議。
藉由這項協議，臺灣的法院可以把中國公安局所調查的證據，直接拿來做為判案依據，且完全不需要重新鑑定、再一次檢驗。而這件事情對臺灣人來說，是非常危險、有傷害性的。
問：在網路上遇到不友善的發言，例如反廢死等立場民眾的攻擊言論，妳是如何應對的呢？
答：首先，我認為人都是有情緒的，而網路又是一個雙方「實際物理距離很遠」的媒介，因此人們會很容易講出沒有節制的話。美國有個很有意思的節目叫「Mean Tweetst」，就是找名人，並他讀出那些在「Twitter」上罵他的言論。
這個節目除了帶來很高的收視率以外，也讓人看見名人們的高抗壓性。更有意思的是，有些言論如果是面對面，這些批評的民眾大概也不會講、講不出口，但在網路上，大眾在不需要與對方雙眼對視的情況下，便可以很輕鬆、沒有壓力的將這些話說出來。
同樣的，如果我們自身在網路上，遭遇到網友的挑戰，除了得去理解對方言論的脈絡以外，更應先了解到，有些言論並非全然帶有惡意、針對你個人的。有些言論可能是因為在「網路」這個環境中，人們變得沒有節制而產生。
由於我是相信人是有可能被說服的，所以通常在遇到較不友善的言論，我會分兩步驟處理。首先我會以一貫的原則，先去了解留言的網友，「要的」是什麼、或「關心的議題」是什麼，再想想看要如何跟他溝通，並進一步解決對方的問題。
而在第二步，即便對方不易溝通、或不想溝通，也可以藉由網路的特性，讓整個溝通的「過程」散播出去。
一般人與人溝通時，通常不會有第三者、旁人聽到，但網路上很不同的是，當你在和他人對話時，同時可能會有幾百、幾千個人在觀看。你並不知道這些人是誰、在哪裡，但他們確實會對自己感興趣的議題做關注，所以你溝通的對象其實也包括了這些「旁觀者」，所以我認為，即便留言者不願溝通，也能將理念藉由這個特性散播出去。
所以我覺得無論何種鄉民評論，都是相當具有價值的，不過因為溝通對象不只有與跟你對話的人，也會使我更慎重言行。
當然如果只是網友有很多的不滿必須抒發，我也能夠理解、並讓他們抒發，因為如果情緒壓抑著、找不到出口，也是滿痛苦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