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的2015年末魔幻記事感觸....

G現身了。據說，在公司年會上，當他入場時，掌聲長達兩分鐘。這掌聲中有意外、尊重、欣喜、僥幸，或許還有對未來的某種不確定感。

整個周末，關於G的猜測占據了所有的媒體、微信、微博、飯桌、吧台……比起剛剛在獄中身亡的另一位商人X，G帶來的沖擊更為顯著。

這不僅因為G的企業規模更為龐大，因為他的國際知名度，包括過去幾年一連串的國際並購令他成為最出名的中國商人，更是因為他一直低調的個人作風。比起X捲入了政治漩渦，G一直以一個市場力量的代表出現。他的消失與再度出現，都沒有明確的說明，似乎被一種過分神秘與強大、人人似乎知曉又不確切知曉的力量決定。

因為G，我忽然想起霍夫曼（David Hoffman）的一本書。大約12年前，在北京的社科文獻出版社，見到這位《華盛頓郵報》的外交編輯，他來中國宣傳他的新書《寡頭》（The Oligarchs）。在書中他追溯了六位俄羅斯人（四位鉅富兩位政客）在1990年代的興起。

當整個國家陷入巨大的慌亂時，他們從中謀取了巨大的個人財富與權力。他們的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他們的確是一個失靈的舊制度的摧毀者，但同時似乎並無意建立一個新制度，只是把那個僵化的財富激活，然後轉移進自己的腰包。他們和那個經常沖動、醉酒的葉爾欽是這個新俄國的象徵。

我忘記了到底問了霍夫曼什麽問題。我記得那本中文版的《寡頭》包裝不佳，印刷欠妥，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完全沒有理解內容的重要性，甚至對它的主題「寡頭」（The Oligarchs）也缺乏感受。或許承接希臘傳統的人可能很容易理解「寡頭」的感受。從蘇格拉底、柏拉圖時代，他們就喋喋不休地討論「寡頭」與民主與公民的關係。但我不屬於這個語境。

我也對俄羅斯的變化缺乏興趣。仍記得1992年秋天，作為一名高中生，我和同學們頗為激烈地在政治課上爭辯——為何「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的社會主義實驗失敗了，中國卻堅持住了，盡管通往共產主義道路依舊曲折與漫長。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確信感從何而來，如今想來，我當時的腦子真是被洗的乾乾凈凈。這爭辯也意味著，俄國因素在我這一代人中的迅速減弱。

在見到霍夫曼時，普京正代表著一個更穩定的時代的到來，但比起正迅速崛起的中國，俄國變得毫不重要。作為一名年輕記者，我也正沉浸在一種對未來的樂觀之中。日漸的對外開放、日益強勁的市場活力、新科技帶來的新表達、正在興起的市民空間、中產階級，似乎都在把中國引入一條幾代人期盼的道路。企業家是正在興起的明星群體，盡管一些人受困於「原罪」之說，但我們都知道，比起低效率、遲鈍的國有部門，這些從社會邊緣出發的創業者，才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締造人。

G是這締造人之一。他們中的很多被貼上「92派」的標籤。在我與中學同學爭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時，他們投入了市場之海。對他們來說，鄧小平再一次造就了他們。先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他們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接著是1992年，他們被允許創造與占據財富。在他們的整個少年時代，他們被要求反對「資本主義」，如今卻可能成為資本家。他們成了弄潮兒。在工人、解放軍、詩人相繼代表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的時代精神之後，這些財富創造者成了新的明星。

俄國的消息時而傳來，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入獄。他是「寡頭中的寡頭」，他的石油公司既是俄國最龐大也是最高效與透明的公司。進入21世紀後，他似乎一洗昔日形象，改善公司的治理，締結與西方的關系，還支持公民組織，希望改善俄羅斯的政治與社會環境。最後，他決定競選總統。然後他被扔進了監獄。比起沉默的普京，這些在九十年代喧囂一時的「寡頭」都只能逃亡或沉默。

比起俄國令人不安的變化，中國則富有希望。

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成了世界工廠，不再是依靠國際市場的牽引發生變革，反而變成了支配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而這些中國企業家們，似乎昨日還在亦步亦趨的學習巴菲特的管理與投資方式，想迅速地複製矽谷科技成就，然後就突然發現自己成了Player之一。很多時刻，模仿者反而因為市場規模而成了新的領導者。金錢的數字更是出現了令人瞠目的變化。大約2008年後，百億人民幣的公司已開始普遍出現，接下來是百億美金的級別，再接下來則是千億級的公司的興起。一些企業家的財富突然可以與巴菲特、李嘉誠、郭鶴年比肩了。

我猜歷史上只有少數時刻人們會目睹金錢的迅速積累，比如鍍金時代與1920年代的美國，或是1980年代的日本。這些鈔票不知從何處飄入了我們的日常談話中。我也第一次意識到，的確有一些中國企業家可以被成為「寡頭」了，至少在財富規模上。G一定是其中之一。與二十年前從社會邊緣出發的個體不同，他們如今是新的壟斷力量，新一代人再難想象他們這樣上升機會。

是J·P·摩根說的吧，金錢是有性格的。他們這些鍍金時代的寡頭，激起了公眾的憤怒，觸發了政府的反托拉斯法，但他們可以安全地保有他們的金錢，把它變成美術館、大學、醫院、公共圖書館，他們的名聲則從「強盜資本家」變成了「現代美國的締造者」。

霍多爾科夫斯基在十年牢獄之後被釋放，他的尤科斯公司早歸他人之手，他流亡他鄉，用僅存的海外資產創辦了「開放俄羅斯」（Open Russia）組織，試圖集結流散在外的俄國人，挑戰普京日益鞏固的權威。一些人想起自赫爾岑以來的俄國的流亡傳統，他們中除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組織，無一不在悲嘆與絕望中結束生命，遠遠目睹著故國朝著與他們期望相反的方向行進。根據一些接近霍多爾科夫斯基的人的說法，這位九十年代的「商業神童」、不屈不饒的「囚徒」在進入一個自由社會後，顯然有些認知錯位。曾經造就他的那些品質與才能，似乎派不上用場。這是所有流亡者的普遍困境，不管他昔日多麽非凡。

我們的金錢是何種性格？不管它的規模多麽大、多麽小，看起來又是多麽輝煌，你都可以感到某種戰戰兢兢，喧鬧之下的高度馴服，它似乎會輕易的消失掉。它的內在被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感折磨，它似乎在高度的炫耀性與一種幸災樂禍式的情緒中搖擺。

在寫下這自以為是的分析時，我感受得到自己的焦慮。

本文為KNOWING專欄作家許知遠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