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望所歸，侯孝賢贏得本屆金馬獎最佳導演。

如今回過頭來看，有一種說法是《聶隱娘》是在比喻兩岸，唐朝指大陸，魏博指台灣，而張震飾演的田季安則代表馬英九。

彼時的唐朝和魏博，是唐朝弱，魏博強，這和現在的大陸台灣強弱對比截然相反；其次，魏博說到底是唐朝藩鎮，從屬關係不需要多作解釋，侯導作為一個極富台灣鄉土情懷的導演，怎麼可能主動矮化台灣？

退一萬步講，就算這種強行關聯成立，那麼刺殺田季安或者說刺殺馬英九算怎麼回事？難道台灣目前的政治經濟困境，靠刺殺或者換掉馬英九就能解決嗎？

所以把《聶隱娘》硬套進兩岸關係的隱喻裡，反而縮小了全片的格局，侯導只是講了一個唐朝的故事，故事裡的人既不是台灣人，也不是大陸人，而是中國人。其實大家也根本不相信，一個台灣人拍的「影射兩岸關係」的電影能在大陸上映。

真正能反映侯導台灣情懷的並不是這部《聶隱娘》，而是《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將台灣自日治之後的故事融進一個家庭的變遷。悲情城市是對整個台灣地區歷史以及社會地位的反射，悲情既包含了台灣人的悲情，也包含了整個台灣島的悲情。侯導自己也說，《悲情城市》不是在揭開傷疤，而是讓住歷史、面對歷史。

如果說《悲情城市》是明晃晃地展示台灣，那《海上花》這部反映舊上海的電影就要委婉得多，甚至有些人認為它只是在講一群上海妓女的故事，與台灣無關。

但是，如果把妓女形象虛化為意象，她們身上所代表的抗爭、無奈、夾縫生存、被不同的恩客惠澤和壓迫，與從清末到如今都還在抗爭，抗爭日本、抗爭國民黨，始終還不能自主命運的台灣，是不是有那麼一點點相似呢？

為什麼侯孝賢的電影裡，有這麼多關於台灣關於兩岸的情懷？

除了樹大招風之外，也許還有別的理由。比如他是外省人的後代，因為是一個外來融入者，才更需要找到自己存在於此的理由，也正因為是外省人，無論是台灣的觀眾還是大陸的評論者，都熱切地想在侯孝賢的電影裡找到「兩岸」、「鄉情」，「自我」之類的標簽。敏感的人總是在敏感的地方尋找敏感點，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想像中的侯孝賢，把政治想像加在電影情節中，是圍觀者政治化了電影。

所以不妨說，侯導電影裡的台灣情懷、兩岸議題，不一定是他自己揉捏進去的，更可能是好事者所為。他冷眼看生死，自然冷眼看政治，藍綠只是外界的故事與想像。

本文為大陸最具顛覆氣質的新媒體平台OPEN，以及最受台灣人喜愛的新聞APP KNOWING共同策劃。

圖片來源：聶隱娘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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