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榮基這陣子說的話，是他過往大半輩子說話的總和。
自從6月16日舉辦記者發表會、揭露自己被內地部門扣押的經歷以來，這位一直「少說話多做事」的開書店的人，頻頻接受本地和外國傳媒的訪問，經常一坐就是一天，面對記者及攝影鏡頭，滔滔不絕的回應問題。
「其實我不善於與別人溝通，少說話，有時候看書、思索一下，不會想多談。」60歲的林榮基這樣形容過往的自己。
經常光顧銅鑼灣書店的客人都記得，林榮基常常頂著一頭亂髮，獨自坐在收銀處低頭看書，他沉默寡言，客人提問，才淡淡地回應一句半句。有時客人讓他推薦書，他也只是默默地拿出書來，說一句：「這幾本也不錯。」
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就只是這樣一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書店店長，做過發行、圖書代理，後來自立門戶，開設銅鑼灣書店。在這個炒賣投資、講求高效的城市，他艱難地經營著這間盈利微薄的書店。但這一切在2015年10月被徹底改變。他經深圳去東莞看望朋友時，突然被內地相關部門人士帶走，拘禁八個月後才被放回香港。第三天，林榮基思前想後，決定不再沉默，向公眾透露拘禁詳情及背後真相。
6月28日，林榮基依舊一頭亂髮，在立法會接受端傳媒專訪。回想這近大半年所經歷的跌宕起伏，林榮基語帶唏噓地說：「那些是命運，不是我控制的。」
小學畢業的讀書人
記者早前請他以書表達自己近日的心情，他沉思數秒，緩緩念出香港作家舒巷城的詩《書枱》：「我沒見過屈膝的書枱，雖然我見過屈膝的讀書人。」
林榮基自言愛看書，也愛寫作。空閒時他喜歡寫點文章，抒發讀書所思、生活隨感，又或評論社會時政，但就從未發表。他尷尬地說：「寫得不好，不敢獻醜呢！」
林榮基說自己小時候，在學校不讀書，成績平平，小學畢業便終止了學業。「後來我開書店，老師都說想不到。」他笑著說，露出鬼馬的笑容。
但枯燥的學校課堂外，林榮基卻是個書不離手的書癡。「無聊才看書嘛！小時候遊手好閒，因為無聊，經常到小童群益會（編按：非營利組織）的圖書館看書。初時看漫畫，從《財叔》開始，到後來漫畫題材了無新意，便開始接觸文學。」小說、歷史、散文、詩詞，能看的他全部都看。
小學畢業後的十多年裡，他自言為謀生什麼都做，是個典型為「揾食（謀生）」的香港打工仔，他說：「像個雜工，涉獵過不少行業，但都不太感興趣，每份工都做不下去，那時很迷茫，不知自己想投身哪個行業。」
80年代後期，他終於走進自己感興趣的行業，進入中華書局從事圖書代理，四年後再轉到田園書屋，同樣也是管發行、做代理。
不過，他很快發現理想和商業之間的矛盾。當時香港書籍一般在書店零售時以八折出售，他發現台灣有許多好書，但由於書籍版權貴、印量不高等，批發價是原價七折，換言之，書店只有一成差價的收入。「有些情況就是書本身好，但根本拿不了代理。其實說（書）好也沒用，因為老闆會從商業角度考慮，但這也不能怪責任何人，因為這裡是商業社會。」
1993年，當時37歲的林榮基決定自立門戶，開一間書店，賣自己眼中的好書。他離開了田園書屋，先在觀塘開設「金石書店」，但生意冷清。一年之後，1994年，他看準了商業區銅鑼灣，決定關閉金石書店，在銅鑼灣東山再起。當時的銅鑼灣，幾乎沒有什麼書店，林榮基向兩個朋友借了十多萬，在銅鑼灣書店現址的上一層、即三樓開業，幾年之後，才搬到二樓。
這是一間大約500平方呎的夫妻店，林榮基做店長，妻子做會計。除了在店面賣書，林榮基還跟學校聯絡做書展推廣，那時年近40歲的林榮基，在沒有電梯的書店舊樓三樓，一箱箱把沉重的圖書搬到地下，又再運去各區學校，回來時又自己逐箱搬回書店。身型瘦削的他說：「當時體力還算應付得到，四五十箱書都搬得到。」
林榮基形容，經營書店的確很花時間，壓力也很大，但收入卻只是「打份工」：「我們沒什麼本事，只好賣書，主要也是因為自己也喜歡看書，感覺自己能維持，也能得益，那就一路做了，也不敢請人，因為請不來。」
一本禁書養一家書店20年
今天，銅鑼灣書店幾乎等同「禁書」或「政治敏感書」的代名詞，但林榮基說，開店之初，書店定位是「小說專賣店」，賣的是小說和文史哲題材的書：「有段時間，很流行偵探案情、翻譯偵探小說，就是賣這類型，並以文學、歷史、哲學輔助，政治書籍很少。」
在台灣，當時有關大陸的政治敏感書已開始蓬勃發展。林榮基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出版的內地作家王力雄在台灣出版的政治寓言小說《黃禍》，據說在香港大賣。
就在銅鑼灣書店開業的1994年，台北又出版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揭秘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書同樣在香港獲得極高銷量。
「《毛澤東私人醫生》很厲害，我們業內一直說，田園書屋到今天一直屹立不倒，就靠這本書，一本書可以養這家店20年。」同樣專營政治敏感書的書店人民公社老闆鄧子強向記者介紹。田園書屋經營者對端傳媒記者表示，這個說法誇張了，但1989年之後，中國政治書的確開始蓬勃發展。
當時常常到台灣拿書的林榮基留意到，此類有關中國政治的敏感書最先在台灣出版，後來逐漸也轉到香港出版、出售。
2003年SARS過後，政府推出自由行政策，赴港旅遊的內地市民突然增多，在內地難以接觸到的中國政治敏感書籍大受歡迎。同樣在這一年，後來在香港被失蹤的書商李波第一次自己出版了《上海幫的黃昏》，講述陳良宇事件的內幕，從寫作、編輯、封面設計都由李波一人包辦。據其妻子蔡嘉蘋於2016月1月接受端傳媒訪問時透露，《上海幫的黃昏》當時銷量非常好，也讓原本從事設計行業的李波從此下決心走上禁書之路。
也在2003年這一年，因為巨大的市場需求，銅鑼灣書店放棄了「小說專營店」的定位，開始涉獵政治敏感書籍，此後，這類書在書店中的比例不斷增加。
「一些爛書，夾著一些質素高的書賣」
林榮基記得，最初他賣的政治書籍許多有真材實料，例如明鏡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角力十六大》，「預測中國高層的變動，他預測的那個人事安排幾乎百分之一百準確」，而同樣由明鏡出版的《晚年周恩來》，則是由前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逃亡美國後撰寫的。
但後來，市面上出現越來越多的「政治八卦書」，不少出版的新書，出版社和作者名字都是假名、化名。「看作者名字就知道了，如果他是確實有內容的就不用改名，因為以前看過『張三』的書是不行，讀者就不會再選擇『張三』，於是他就經常改名，加上開始抄襲了，水準就一直下降。」林榮基說。
巨流出版社就是這類政治八卦書的出版大戶。2012年，李波與桂民海、呂波等人一同成立巨流，乘著當年的薄熙來事件、王立軍事件和中共換屆，大量出版政治內幕書，市場很好。當時，銅鑼灣書店只是銷售通路之一。林榮基留意到，巨流出版的書，作者和編者名字經常變化，「排出來的書，可以100本也不同編者」。但面對市場壓力，他還是繼續售賣這些書，只是會擺在靠後一點的書架上。
「以市場來說，不能不這樣做，因為都要賣錢，其實就是一些爛書，夾著一些質素高的書賣。」林榮基說。考慮到市場，銅鑼灣書店選擇繼續出售巨流出版的書籍。到了林榮基被拘禁前，政治八卦書佔了書店六成至七成的生意額，支撐著書店的營運。但在市場壓力下，銅鑼灣書店還是難以經營下去。2013年，業主提出租金由三萬多加至四萬元，一下子為書店帶來壓力。而當時，由於與太太感情出現裂痕，林榮基下班後乾脆睡在書店，很少回家，太太很希望他賣掉書店，回家生活。
2014年9月，透過田園書屋舊同事呂波的介紹，林榮基終於決定把自己一手創立的銅鑼灣書店賣給他不太欣賞的巨流出版社。接近簽約前，巨流請他留下，繼續做店長，林榮基答應了。
書店轉手後，書店自然出售更多巨流出版的政治書，甚至開闢了一列專櫃。身份變成了「職員」，每日負責主理書店的林榮基，卻在「打工中作樂」:「我主要負責打理書店，其實我是分了類的，有些書比較八卦的，我就放在一旁，中間位置的就放質素較好的書。如果顧客懂得選擇，他就會就集中在那個區域。」林榮基說：「其實也沒有後悔賣盤給巨流，即使賣給黃色書商我都會照賣，我不會看頂手的是誰，問題是我可以留下來的我就不怕，因為最終決策的是我。」
「現在看回頭，我們也是後知後覺」
出事前，林榮基依舊每日打理著書店，琢磨怎樣在市場中生存下去，從未想過自己天天在書店的日子突然出現變局，自己有一天竟然會「被失蹤」。
他坦言，雖然有留意過同行在內地被判刑的消息，但他從未想過相似的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2013年，當時72歲的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拘捕，其後被控以共同走私普通貨物罪，2014年被判處十年徒刑。據姚文田兒子所說，他被捕前正籌備出版流亡美國作家余傑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2014年，時政雜誌《新維月刊》、《臉譜》創辦人王建民同樣在深圳被捕，涉嫌非法經營罪。
「沒有想過後期會這樣暴力地摧毀一間書店，而且做得很難看。」林榮基說：「現在看回頭，我們也是後知後覺。」
當事情真的發生在他身上的時候，他曾經辯駁反抗，但徒勞無功。「審問我的人剛開始看了我的檔案，覺得我很有問題，說郵寄書的內容詆毀了國家領導人。他只是用意識形態、思想內容罵你，說你煽動，污衊國家，而且你不能解釋。我跟他們說，我寄的書的內容可以作為研究，他又不理你，又罵你二、三十句。」
八個月後，他回到熟悉的香港，看到香港新聞，有六千人曾上街聲援銅鑼灣書店失蹤人士，這場面震撼了他，也提醒了這位老人，他本來只是一個在香港合法經營書店的一個普通市民。究竟做錯了什麼？他站在九龍塘港鐵站外，抽了三根煙，決心打破沉默。這一轉身，他從書店收銀處後面，走到舞台的正中央，從沉默寡言變成香港人眼中用真相對抗強權的典範。今年的七一遊行，他還被推到遊行的最前排，準備帶領不認命的香港人向前行。
不過，當下，他說自己不打算全身投入政治，只想做回一個普通香港人。「大家都知道我本身已經分居幾年了，打算離婚了，我自己都希望自己有個人的幸福……，如果我有地方住，事件不影響我的，我一樣去閱讀，我一樣去寫作。」
儘管經歷跌宕起伏，對未來唯一的期盼，林榮基一如過去的直白簡單：「生活在香港，平平靜靜，我盡我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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