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困惑的時刻！」Ma Thida說。
我們在Nervin咖啡店見面。這家落地玻璃牆的咖啡店與它所屬的Shopping Mall都是一個新仰光的象徵之一。
比起上一次到來，仰光似乎更有活力、更鮮亮，也更鎮定。那家叫Trader’s的酒店重新裝修，變成了Sule香格里拉，著名的昂山市場旁新開了新的Parkinson商場，它的對面又是KFC——是這家全球連鎖店在緬甸第一家，報攤上擺出了新出的商業新聞的英文報紙，交通更堵塞，一過下午四點，你就看到市中心變成了一個停車場……
是的，大金塔、紅色袈裟的僧侶、臉上塗上「那卡塔」的少女，仍帶著異域風情，但你感覺得到，仰光正在朝向一個你熟悉的方向大步前進。我想在八十年代第一次喝到可樂、在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吃到麥當勞的中國人一定有種似曾相識之感。
表面的相似之下，又一種截然的不同。他們剛剛經歷過一場全國性的選舉，那個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NLD）像25年前一樣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與25年前不同，軍政府不準備囚禁它的領袖翁山蘇姬，那個常年的獨裁者丹瑞將軍甚至與他的昔日囚徒見面，共同討論權力的平穩過度。至少在名義上，自1962年就統治緬甸的軍政權準備將權力移交給一個民選政府。盡管因為憲法條文，翁山蘇姬可能無法成為總統，但在投票前為了安撫她的支持者們，她說自己將「從更高的層面來領導。」
我到來時，大選的狂熱與躁動已經散去，這或許也是持續了五年的亢奮期的暫停。自從2010年11月翁山蘇姬獲釋以來，一連串戲劇性的變化接踵而至。政治犯被釋放，常年流亡者歸來，新聞審查制度廢除，國際製裁解除，囚徒成為議員……長期冰封、孤立的國家突然進入了政治、經濟、社會都高度活躍的時刻，而且是加速度的。
2013年3月，我初次來到緬甸。「No fear, no fear（不再恐懼，不再恐懼）」，記得一個出租車司機對我說。是的，整個城市都洋溢著一種暢快感，像是從漫長的冬日突然轉入了暖春。最重要的象徵就是，那個被長期監禁、成為禁忌的美麗女人，出現在所有的報紙頭版上，她的海報被四處懸掛，盡管它們都印刷品質不佳。
讓人興奮的事情太多。我從一個經濟高度發達、政治卻停滯的國家，來到一個物質匱乏、卻在政治實踐上突然領先的國家，似乎同時帶有某種優越感與沮喪感。
我也記得自己當初難耐的興奮。我想寫一本關於這個國家的書，它的過去、此刻與未來，它的戲劇性、也富有啟發性的轉型。或許它不僅為中國未來的變革提供參照意義，還是第一個以中國視角來觀察這個變革的作品——在37街的Bagan書店里，堆滿了來自英文世界關於緬甸的作品，卻沒有一本來自中國的記者或作家。
多年來，這種智識缺陷困擾著我，像是對個人虛榮心的莫大傷害。我也篤信這種中國視角的獨特性：同樣的極權經驗造就了相似的感受力；兩國歷史的漫長連接——從諸葛亮的七擒孟獲到流亡的晚明皇帝再到二戰中的遠征軍——這是一個西方觀察者很難進入的縱深感。更不用說那1988年的悲劇。在回看那些老照片時，那些遊行中的白襯衫青年，他們中彈後的倒下，都有一種時空錯亂之感。他們的身形、氣質，與一年後北京發生的一切，是那麽的相似，都是是溢滿青春的理想主義與鋼鐵之間的碰撞。
那次行程中，我見到了好幾位昔日的政治異議者。在一條擁擠小巷的二樓辦公室里，我見到了《伊洛瓦底》（Irrawaddy）的忙碌編輯部。過去二十年，這份以緬甸最著名的河流命名的雜誌，一直在泰國清邁編輯出版，是面向英語世界的最重要的流亡雜誌，如今它回到了緬甸。那位編輯部負責人，給我彈了吉他，說起了流亡生涯。那一刻，我不禁存疑，新仰光能接納這個流亡的聲音嗎？
我還去了「88世代」（88 Generation）的總部，據說那二層小樓曾是一個著名的妓院所在地。這個組織的創建者們，有兩位魅力十足的領導人，如今是僅次於NLD的第二大反對派組織。當然，我還見到了傳奇般的溫丁，他是僅次於翁山蘇姬的領袖，也是他說服了這位恰好歸來的遊客，共同組建了反對力量。在經過常年牢獄生涯之後，這位記者、作家、活動家失去了生活的一切。他寄居在一個舊友的房間內，謙遜地談起的自己的人生，他在獄中的詩作，還有對翁山蘇姬憂慮——他覺得她對軍政府妥協得太多了。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遇到的每個人——不管你是政治人物、還是NGO、或是新聞記者——幾乎都坐過牢。他們對此從未刻意強調，仿佛不過再平淡不過的經歷，像是去異鄉讀了大學。
這本書最終沒寫出來，甚至沒有真正動筆。除去個人懶惰，或許也因為情緒的變化。2013年末，我前往舊金山遊學，西岸那股放鬆氣氛一下子沖淡了書寫的緊張感。當再回到中國時，緬甸這一話題似乎從公共輿論中消失了。記得2012年末至2013年夏天，中國的記者以報導緬甸的轉型為時尚，它似乎是對中國的一種投射。但此刻，緬甸似乎變成了新的禁忌。我的朋友，一位才華橫溢、唯一專訪過翁山蘇姬的年輕記者，最終投身於一本時尚雜誌，再沒有時事、思想媒體可以承載他觀察世界的雄心與熱忱了。
Ma Thida似乎提醒了我未遂的緬甸計劃。三年之中，又有很多變化發生，我怕是捕捉不到這節奏了。貯存在頭腦中的記憶，變得乾澀，恐怕再沒有機會復活。對這個國家的理解，再度回到顯而易見的符號。
「你怎麽看《The Lady》？」我問她。她像很多亞洲女人一樣，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更看不出牢獄生涯的痕跡。
這是既安全又笨拙的寒暄。是啊，在緬甸，誰能迴避談論那位「夫人」呢？這位「夫人」也正在經歷著她人生的另一次關鍵轉變。27年前，她從一個家庭主婦變成了一個道德偶像；而如今，按照她的朋友Timothy Garton Ash的說法，她則要從一個「道德－文學－精神－反政治的政治人物」，變成一個「實用的政治人物」，她真的要掌權了。
「哈哈，或許叫做《The Husband》更適合些」。Ma Thida說，她有這個評論的資格。她曾是「夫人」的助理之一。
她出生於1966年，是緬甸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也是成立不久的緬甸筆會的主席。這個組織旨在恢復依舊孤立的緬甸作家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同時，她仍是個醫生，一名活躍的社會活動家。
是周遭那些驚人的貧困，激發起她的寫作欲望。她受訓成為一個外科醫生。1988年的動盪改變了她的人生，她捲入了政治生活，在1990年的大選中，成為翁山蘇姬的助手。在一張舊照片上，年輕、消瘦的「夫人」拿著麥克風發言，她則在她身後，正坐著記錄，一頭亂蓬蓬的短發。1993年9月，她為自己的行動付出了代價，以「危害公共穩定」（endangering public tranqulity）罪被判處20年徒刑。在國際壓力下，她在監獄里待了5年6個月6天。出獄後，她繼續行醫與寫作。
她是靠冥想度過了最難熬的時光，她還說了一個專用名詞vipassana，這也是這個國家的神秘性一部分。出獄後，她繼續寫作，一些時候，似乎變得更銳利，不僅針對壓迫者，也面對反抗者的內部。早在1999年，她在Sunflower一書中警告，翁山蘇姬變成了「歡呼的囚徒」——人人都只對她贊美，不敢發出質疑的聲音。
我猜，對於這場運動的參與者來說，《The Lady》這個家庭故事遮蔽了緬甸需求民主變革的復雜性，甚至多少忽略了「夫人」的同志們付出的巨大犧牲。
我們的談話說不上熱烈，她有著接受採訪的熟練，國際媒體對於緬甸的強烈、集中的興趣，已把這些關鍵人物訓練成流利的表達者。或許，我的問題也不吸引人。一個外來者總是很期待在一個小時的談話中，搞清楚這麽一個複雜國家所有癥結所在。問題變得大而無當、無法深入，而回答者也變得煞有介事，丟掉了個人視角。
外來者看到的是一個目不暇給的變化與希望，局內人則感到的則是停滯與焦灼。
在選舉後的一篇文章中，Ma Thida警告說，憲法改革才是未來的關鍵，它為軍隊提供了一個「舒適地帶」，緩衝了矛盾，但是這也可能妨礙了權力的轉交。
權力會自然轉移嗎？在手邊的一份軍方控制的《緬甸之光》上，社論編輯用我再熟悉不過的語調說，歷史的變化是緩慢的，切不可過分激進，建議NLD即將組建的新政府把焦點放在社會、經濟、環境問題上，將軍事、外交這些重大問題仍留給原有的權力機關。
這語調或許也是Ma Thida最擔心的部分。她提起1990年的大選中，NLD也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軍方不僅拒絕交出權力，還發起了新一輪的鎮壓。
「當然，這一次的情況要好的多」，她說。國際環境變化了，社會也覺醒了。但對於一個飽受不測的國家來說，憂慮確是深深刻入思維中的。而且，作為長期反對黨，NLD從未有過應對權力的經驗。反抗者內部的矛盾業已浮現，在這次大選中，NLD拒絕讓「88世代」的候選人加入他們的聯盟。
比起過去幾年的戲劇性變化，這些憂慮仍可以忍受。很可惜，我沒有讀到Ma Thida的一本書《路線圖》中，她用虛構人物串連起來的當代緬甸的歷史。我也記得她為自己起的筆名是Suragamika，意為「勇敢的旅行者」。對於一個「勇敢的旅行者」來說，未來總是值得期待的。
談話結束前，她突然反問我，記得你們像「88世代」這樣的一代人，當時在電視中看到畫面，很激動，但後來為何就平靜了？她難以理解這個事實，因為在緬甸，不管是她這一代，還是更年輕的一代，反抗從未停止過。
為何你們消失了？我試著作出解釋，一些人被驅逐，而1992年開始的經濟改革，讓很多不滿者突然獲得了致富機會，剩下一部分仍在繼續，失去了社會的關注。我感到自己語言的笨拙與無力，隨即意識到，這解釋背後的羞愧——一切都源於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