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維琪小姐開在西門町的麵包店之後，一路從電影街走到新公園。
就這樣走過許多白先勇筆下的故事場景，從「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一直走到「孽子」。沿路上如金桔檸檬的陽光與微風，讓人舒服得想在那一刻消失逝去。
幾天來，和朋友們的對話忽然開始在腦海裡轉了起來。
像是在回應一個潛藏了許久的疑問與好奇。甚至，一下子忽然想不起來那些疑問與好奇到底是什麼？
仔細理了理，原來我一直從具像的生活經驗裡尋找某種抽象的訊息，這些日子，我愈來愈明白某種過去所存在虛幻卻無比強大的某種意識已經逝去，卻愈想愈不清楚那已經遠離的倒底是什麼？
應該是這個時代對這些失去的無感或者不在乎，甚至認為那是天經地義又極為正常的事。如同黑格爾所說「凡存在必合理」，同樣的，那些過去存在現在卻不存在的應該也是合理的。
無法解釋那倒底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卻很明白自己的腦子有一種無法察覺的運作慣性，只要一個問題在思慮裡泡了一些時間，就往往會在無法預料的瞬間自動跳出答案。也許在生命的分分秒秒裡，人的身心靈其實都不曾完全停機的。
幾個鐘頭前，和朋友在維琪小姐麵包店的樓上聊著報紙的現在和未來，我們都把人生最菁華的歲月投注在這個看來即將死去的產業。過去十幾年來，媒體產業的經營環境一年壞過一年，也許有人說報紙不死只是轉型成新媒體，但是這句話我並不認同。
我的認知是，報紙不是將死，而是正在死亡中，甚至可以說早已經死了。
就好像絕大部分生命的死去其實都不是瞬間就消失（比如，台灣人在死去之前躺在床上的時間平均是兩年），報紙這樣的產品也像是躺在加護病房的植物人，除了儀器和數字能證明它還活著，它所呈現的唯一生命現象就是逐漸的死去。
報紙死去，而且不會有任何媒體能延讀它生命中最寶貴的那一部份，也就是在過去兩三百年來由傳統報業所建構的那種以極複雜結構為基底的「公眾性」。傳統報業的基本結構是「革命家」與「權力階級（政商界領袖）」，這樣的結構為了運轉這門特殊的行業而必須和那些不被學院所接納的邊緣性文人（或者有人叫「文化流氓」）妥協，於是催生了像普立茲這樣的美國黃色報業大亨（為了洗刷自家報紙只登裸體屍體和緋聞醜聞，普立茲後來花了一大筆錢辦普立茲獎）。
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報紙的生命基因裡就注定有某種無法被救贖的黑暗面，它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公眾利益）其實是建立在文人和商人的鬥爭之中。文人的傲慢和商人的自大交配出這樣的特殊物種，這樣的特質，即使電視花了一百年都無法具備。（比如，川普當選後親自跑到紐約時報拜碼頭想演大和解，隔天馬上被紐約時報用極情緒化的評論打臉，這種打法電視永遠沒辦法）
再過幾年，報紙的記者和讀者會愈來愈少，網路的新聞服務勢必會擁有愈來愈多的記者和讀者，但是那時候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時代，所謂的新媒體年代，其實只是由點閱率和金錢掛帥的悲慘年代。每個人都像蜉蝣，舉世都是小蝦米，不再會有大鯨魚。
過去社會裡的代何大是大非都是報紙說了算，報紙用報導和評論來影響（甚至，教育）社會的思考和價值觀，但是現在和未來，則是誰說了都不算的年代，任何事，天王老子說了都不算，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這件事勢必會越來越嚴重。
邊說著，也想起這幾年來在西門町這個空間所經歷的過去。在這裡，我曾經不只一次的和許多人談媒體談未來，這些過去所談的未來有許多後來都成真，我們都預先看到了，卻完全無能為力。
維琪小姐的麵包店（只麥麵包）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122-1號
電話：（02）2388 2758
營業時間：10:00–19:00
（圖片來源皆為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