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奧斯卡上上屆最佳影片《自由之心》（Twelve Years a Slave）主人翁索羅門，最終走進家裡的那一剎那，他只是一再地道歉。當然，在他被賣為奴的十二年中，缺席了家中所有的甜蜜時刻，是他作為丈夫、父親、外公的遺憾與懊悔，但我心裡有另一個猜測：他是為美國內戰前的奴隸制度，向歷史上的所有黑人奴隸道歉。
奴隸制度，離我們這個世紀的台灣人很遠，但台灣主流媒體，對於「台勞」的議論，始終沒有停歇，深怕台灣子弟在海外做著奴隸般的工作。在菁英定位的財經雜誌眼中，台灣正在「菲律賓化」，我們應當優秀的下一代，正在海外從事最低階的打雜工作。他們文章中沒有明白說出來的是，相較於旅美投手王建民、華裔球星林書豪等台灣之光，這些人該用什麼形容詞？
我認為，說台灣之恥肯定語氣重了些，但是在餐廳端盤子，甚至當洗碗工，確實不是台灣人價值觀中，一份光彩的工作。
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調查發現，台灣雇主對於東南亞勞工的剝削，不論是居家照護，或者是海上漁工，曾出現一天逼迫工作時間甚至長達十八至二十小時，遠不達標。
試問，台灣財經媒體，是否曾經好好調查菲勞、印勞、泰勞，這麼多年來在台灣的血汗故事？有沒有如同《自由之心》一劇中，出現的人口販賣事實？更不用說，台灣社會與民眾，對待外來務工人員，是否完全沒有任何歧視與不平等狀況出現？
我在香港、北京都曾工作定居。今天我們所有人到海外工作，除非是投資創業當老板，否則肯定拿的是勞工簽證，以藉此申辦不同國家的居留權利。我自問，這樣不是台勞，那誰是台勞？
只是台勞這個字眼，在菁英媒體的眼中，實在不能接受。某週刊記者，曾經在採訪赴新加坡餐廳工作的高職畢業生時，怯懦的問說：「我們在文章中，可能會用到台勞字眼，你能接受嗎？」沒想到，十多歲的小女生，大方地回應說，「我就是拿勞工簽證，不是嗎？」
大家都是正正當當拿勞工簽證，且受當地勞工法律規範與保護，除非像台灣部分雇主侵犯勞工權益，鬧上華盛頓人權報告外，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要無限上綱，用自以為是的價值觀，來批判這一世代的年輕人赴海外工作的事實。
事實上，不只是台灣，全世界都對不起年輕人。西班牙、希臘的年輕人失業率高達五成，埃及年輕人更被逼上街頭推翻陳腐政權，台灣年輕人的問題，則在於文憑沒有價值，所學非所用。最關鍵的是，上一世代，始終灌輸這些似是而非的錯誤價值觀到下一代身上。
此前曾有另一財經週刊，大篇幅清大經濟系高材生赴澳洲當屠夫的報導。我也想問，當屠夫究竟有何錯？如果一個年輕人沒有念大學，十八歲成年之後就到澳洲殺牛殺豬，肯定不會引起爭論。核心問題是，台灣的高等教育失敗，三十歲以下年輕人，九成以上無法取得四萬元以上月薪。多數人都在大學裡浪費四年時間，以及龐大社會資源；如果每個人完成十二年義務教育、加上四到六年高等教育後，就能找到正確的人生路，為什麼有要等到將近三十歲、屆臨打工度假的年齡上限時，才要出去找自己？
很慶幸的是，在台灣等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已經沒有《自由之心》中的奴隸制度。除非是如蘋果日報與TVBS所報導，確實有一些好逸惡勞的小女生，在澳洲與新加坡從事陪酒伴遊等工作，要不然我相信，就算是最底層的工作，都是年輕人自己選擇的，是一場人生中的學習與洗禮。
我過去一年在香港從事雜誌出版工作，幾位剛畢業的年輕同事，確實薪水不如當地的洗碗工（月薪一萬六港幣起跳），也常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自嘲話題。但是他們都堅信，現在的媒體工作，是有價值的，也是有向上提升空間的，所以大家都願意暫時性地，忍受香港的地產霸權、高昂物價，以及極其侷限的居住空間。
年輕人這問題太巨大，真好比是一頭大象，有人摸到了象鼻，有人摸到了象腳，大家就各說各話起來。我最後想說的是，為了大象好，請就別再把上一世代的養成方法，以及那些不合時宜的做事方式與價值觀，硬套在這一世代身上了。
放象吃草。別再出一張嘴教訓大家了，年輕人自己會找到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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