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來，窗外一片烏突突的。霾加劇了。我找不到口罩，本能地覺得皮膚發癢。
馬斯克（Elon Musk）的太空計劃似乎真的實現了，他的Space X不僅將11顆通訊衛星送入了預定軌道，還回收了運載火箭。
幾個月前，那個「Paypal幫」席捲了中國。來自矽谷的提爾（Peter Thiel）、霍夫曼（Reid Hoffman）還有馬斯克，無疑象徵了新一代科技企業家的形象。他們不僅在財富上獲得成功，更有一種世俗哲學家與異端的味道。
他們要探討商業、政治、社會的運轉之道，甚至地球都不足容納他們的創造力，他們把目光投向太空，想以一己之力與NASA比個高下。
記得在柏克萊遊學時，我怎麽也無法對矽谷發生興趣。當我的朋友們朝聖式的去看賈伯斯的家、Google的總部時，我卻沉浸在波蘭人米沃什的情緒里。
這個波蘭詩人，在六十年底初來柏克萊教書，他不喜歡加州，覺得它野蠻、粗鄙。他曾被東歐那一層層的歷史、悲劇籠罩，如今突然被暴露在那些高大的杉木、黃色的山丘與海洋面前。西部的那股寬闊、自由、野性之氣，對他來說反而變成壓迫，是一種新的「野蠻」。或許這也是一個失去了立足點之人的潛意識的反抗。
或許我也是在下意識地反抗。大學時代學的是電腦科學，倘若成績優異，我很可能正在此地謀生，像我的好幾個同學一樣。但我是一個落後學生，抵觸那些電路板與方程式。我渴望的時代是思想與意識形態劇烈爭辯的時代，人們著迷於觀念世界。比如1950年代的紐約知識分子，或是1960年代的巴黎社會，再或是1980年代的北京。
這樣的時代我註定是錯過了，我心懷不滿地看著技術專家、銀行家成為了時代中心。
人們贊嘆賈伯斯的偉大發明，稱他是「後工業時代的貝多芬」時，我仍覺得貝多芬的任何一個樂章的都比iPhone 6S重要。這種自我防衛意識，或許也與中國社會日漸強烈的反智傾向有關，人們習慣性地貶低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的重要性，為技術性的、功利性的成就大聲喝彩。卻忘記了，這將造就一個多麽失衡的社會，這個社會將變得多麽乾燥，也多麽容易喪失對是非、正義的感受力。
因為當一切都可以計算、衡量時，也是一切都是可以交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