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858年，布萊希羅德結識了俾斯麥。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貴族頭銜、占有土地為榮；另一個則是猶太銀行家，他們被歧視的身份已持續了幾百年，但他們又因為專門打理金錢而富有。
羅斯柴爾德家族促成了這次會面。當俾斯麥需要一位值得信賴的私人銀行家時，36歲的布萊希羅德獲得了這個機會，他剛執掌父親創辦的私人銀行不久，這家銀行也一直以無比恭敬的態度追隨著羅斯柴爾德家族。43歲的俾斯麥是普魯士官僚系統中的新興一員，他即將出使聖彼得堡。像當時很多類似的案例一樣，他們最初的關係再簡單不過：俾斯麥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錢，後者需要這樣的客戶，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歷史潮流很快將他們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他們的合作隨即演化為一個更複雜的故事。先是1866年，長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麥陡然間成為了新帝國的締造者，普魯士統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著在1871年，它擊敗了法國，躍升為歐洲大陸絕對的新強權。而作為帝國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麥，則成了神話式的人物。他的鐵腕、精明、威懾力，在歐洲政治舞臺中占據了中心性角色，更以強烈的個人風格重塑了國內政治。
布萊希羅德的地位隨著俾斯麥迅速提升。在這兩次並無把握的戰爭中，他都是俾斯麥最熱烈、忠誠的支持者，主動為此籌措資金。他也獲得了對應的回報，不僅與俾斯麥更為密切，還覲見了新皇帝與皇儲，參與了諸多決策。他在49歲成了德國最知名的私人銀行家、唯一受頒鐵十字勛章的猶太人，接著，又獲得了貴族冊封，名字中可以加入「馮」，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承認。他還受惠於鐵路、鋼鐵、海外貿易造就的新一輪經濟增長，他在其中獲得了巨額財富，這些又給他增加了新的虛榮與影響力。
他甚至跨入了歐洲最顯赫人物的行列，被稱作「柏林的羅斯柴爾德」。英國首相迪斯雷利把他描述成「俾斯麥的密友」，唯一敢向他說真話的人。外交團體都討好他，他最終還出任了英國柏林總領事這樣的榮譽職位，為此，他還推掉了成為奧匈帝國總領事的頭銜。而他的家則成為德國社交生活的中心，一位社交名媛回憶：「幾乎柏林的所有貴族和政府要員都會前往......整張宴會桌上擺滿了精品中的精品。人們使用銀質餐具，面前擺放者最奢華的東西。然後（小提琴家）巴勃羅·德·薩拉薩蒂、（宮廷鋼琴家）埃希波夫開始表演，隨後是舞會」。
他不僅追求這表面的虛榮，還參與新帝國之冒險。像同代中最傑出的歐洲銀行家一樣，他把目光投向海外，不管是滯後的俄國、陷於衰落的奧斯曼帝國，還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等新國家，甚至非洲，它們因為缺乏完善的金融體系，而需要這些外國資本。布萊希羅德借債給土耳其政府，試圖修建連接土耳其與奧匈帝國的鐵路，投資墨西哥債券。他還試圖進入中國，在一群德國銀行家中建立「中國研究組」。但他們總體上是保守的，放棄了這項投資，因為「激烈的外國競爭（特別是美國），因為中國業務總體上不夠安全和可靠」。
這迅速拓展的新世界、獲得的新經驗，也增加了他的個人影響力。俾斯麥給他庇護，他也拓展了俾斯麥對於這個時代的理解。俾斯麥經常依賴於他的情報，銀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早八天」；而且，俾斯麥也學會了通過銀行家的眼光來理解世界，一個金錢、技術、貿易構成的新世界，一個不同於容克的世界。俾斯麥對金錢的迷戀，他的精明與錙銖必較，甚至讓布萊希羅德吃驚。
他們內在衝突也一直存在，這是舊精英與新富之間矛盾的象徵。他們從來是不平等的關系，即使在最受寵的時代，布萊希羅德也只是從俾斯麥家後門進入。權貴們在金錢上求助於他，卻從不會真正尊重他。在他舉辦的著名宴會上，俾斯麥從不出席，即使名流們雲集，也很少出現德國軍官的身影——他們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贊過他的宴會的名媛，不忘記錄說，宴會奢華卻「有欠素養」，參與者都「事後表示後悔」。
這種不平等既顯示了猶太群體強烈的身份焦慮，也顯示了容克掌權者們對一個正在興起的由金錢、工業、高度流動性構成的世界的焦慮。俾斯麥也知道，自己的權力既非神賜，更非來自民眾的支持，全賴於皇帝的給予，倘若皇帝變了心情，他立刻失去一切。布萊希羅德更深知，自己對於俾斯麥的依附性。
還好，他們都有獨特的性格特徵來彌合這種緊張。俾斯麥用他的傲慢、權力控制欲，來維持這種自我中心，布萊希羅德則是借助遲鈍——「對許多輕視不敏感，滿心以為他的財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擋來自下層的攻擊」。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兩個焦慮者的同盟。
同盟終有終結一日。1889年是他們的轉折之年。在一個咄咄逼人的年輕皇帝面前，俾斯麥輕易地丟掉了權力，陷入一種可怕的孤立。他退隱到自己的家鄉。而布萊希羅德龐大的金錢更為脆弱，他無力面對時代的敵意。
死亡更是使這場同盟脆弱、涼薄。當布萊希羅德去世時，他在短期內激起了一片的哀悼與贊揚，葬禮的盛大程度堪稱國葬。一貫刻薄的新聞界也做出了這樣的措辭：「德國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國金融界）失去了最傑出的代表」。但隨即，他被迅速遺忘。這遺忘與金錢相關：與羅斯柴爾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萊希羅德家族的金錢未能持續太久。這遺忘更與德國政治與社會上的迅速變遷有關。猶太人從俾斯麥時代進入了希特勒時代，從一個身份焦慮時代進入一個被清除的時代。
這種刻意遺忘更與俾斯麥相關。在他生前出版的氣勢恢宏、事無巨細的兩捲個人回憶錄中，他甚至沒有提到布萊希羅德的名字，而死後出版的最後一捲中，只提及了一次。盡管後者長期為他打理個人財務，為他的外交政策、戰爭尋找財政支持。布萊希羅德不僅與俾斯麥，還與他的家人，以及當時歐洲的主要權貴，都有大量的書信往來。俾斯麥的刻意忽略，也影響了日後的歷史學家。
當弗里茨‧斯特恩在1960年代發現了關於布萊希羅德的海量的個人通信與檔案時，這個猶太銀行家已基本被遺忘。與之相對的是，至少有7000本俾斯麥的傳記、研究作品被出版。這些檔案不僅記錄了他與俾斯麥的關系，也記錄了他與俾斯麥家人，與德國皇帝、英國外交官、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關系，幾乎構成了當時歐洲最顯赫的關系網絡。利用這些信件，斯特恩試圖用一個視角來重新理解19世紀的德國歷史。在對於19世紀德國的主流敘述中，占據一切的是俾斯麥的個人風格、皇帝的選擇、強大的官僚與軍事系統，一部純粹的政治、外交史。盡管身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銀行家，深刻捲入了俾斯麥的個人世界與德國公共生活的布萊希羅德，卻很少被提及。他的猶太人身份，他代表的金錢力量，不僅是理解第二帝國的重要維度，還為理解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興起提供了新視角。
在斯特恩筆下，德國人對於布萊希羅德的刻意忽略與沉默，或許正暗示了歷史的趨勢。即使身為那個時代最有權勢的猶太人，布萊希羅德也從未擺脫傳統、德國社會非理性思潮的壓力。猶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沒有得到任何制度意義上的保護，必須依賴於掌權者與社會情緒的狀況。巨大的金錢只是暫時遮蔽了他的身份困境，從未解決這種困境。但歷史證明，傲慢的權力本身也是脆弱的。俾斯麥被威廉二世羞辱，囂張一時的威廉二世也最終因為戰爭失敗，淪入流放生涯，只能在回憶錄中繼續詆毀俾斯麥。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一種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這種非自由化，不會尊重個體價值，難以理解自由之意義，它崇拜權力、渴望強人，最終所有人都淪為犧牲品。
這是一次大開眼界也疲倦不堪的閱讀。除去這位天賦異稟人物的故事，這本書所展現的時代畫捲——他對於柏林的興起、時代氛圍、帝國的殖民經驗的種種描述，都讓你感到暢快一場。它印證了我七年前對它的盲目敬畏，它的確是一本big book。
(首圖取自維基百科)
原文標題：焦慮的聯盟。「本文經作者本人授權，同步刊載於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