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未喜歡過新加坡。
在十年前的一次短暫行程中，那些高樓給我一種壓迫感，一切過分整潔與富有秩序，無處不在的炎熱與潮濕與無處不在的空調，似乎讓人陷入感受力的停滯。
只是在牛車水的街邊喝虎牌啤酒時，我感到一絲暢快。我的感受也深受荷蘭作家Ian Buruma的影響，這位荷蘭作家稱新加坡像是一個主題公園，異議的聲音被嚴密、有效地清除，人們在繁榮與富足中過著不健全的生活，所有的問題都被簡化成技術性問題。而李光耀，這位劍橋的優等生、又愛談儒家理念的新加坡建國之父，將英國殖民者的威權統治與中國傳統的專制精神，結合到一起。他那套「亞洲價值觀」聽起來不過像是權力壟斷者的混亂自辯之詞。他創造的那個繁榮的新加坡，也是個無聊、沉悶的社會，生活的多樣性與個人自主性被極大地壓抑。
但十年前，這些感受都是書面上的，甚至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同樣來自一個威權系統，我對於被壓制的個人自由分外敏感，對於用個人自由來交換物質舒適的做法，也更為憤慨。
而這一次到來，我則更真實地感受到「恐懼」的存在，另一個被壓抑的新加坡聲音的存在。我遇到了孜孜不倦的「異議聲音」，他看起來像是個溫和的教授，所提的主張，也不過是普遍的原則，卻遭遇著長期的壓制；當年的南洋大學的學生們，講述華語在這個新加坡模式中的被深深壓抑；還有再普通不過的青年人，他們都覺得自己像被罩在一張沉悶的安全之網。
在書店，我發現了一本絕妙的小書《新加坡：被空調化的國家》。一位昔日的《海峽時報》的編輯Cherian Geroge用一種局內人才有的觸感，描述了新加坡政府那種全方位的、常常是技藝高超的控制能力，從自然到人的內心，它試圖提供一整套方案。
它也包括與林清如先生的會面。在武吉巴梭路的怡和軒中，我和他們喝白粥、吃小菜，據說這福建味道，也是當年到此的孫中山品嘗過的。在會館的一樓則是陳嘉庚的展覽。這也真是歷史的嘲諷之處。在新加坡的歷史中，林清祥被指控是一個共產黨，在那個嚴酷的冷戰年代，這足以置他於死地。而如今的檔案則證明，林清祥有左傾傾向，卻未與馬來亞的共產黨組織產生關聯，這純粹是李光耀編出來的，他是權力游戲的犧牲品。
在會館的一樓，則是陳嘉庚的展覽。這位當年的南洋的僑領在1950年代初投奔新中國之後，就在歷史舞臺上消聲了，只是作為新政權的裝飾品出現。他也無法再返回新加坡。這也是東南亞華人尷尬地夾在歷史潮流中的另一個例證。節路的一家咖啡館里，我看著人潮之涌動，耳邊是此起彼伏的Singlish，到處是建國五十周年的橫幅。我在想如果林清祥沒有出局，新加坡會變成何種模樣？他是另一個新加坡版的張國燾嗎？
很有可能，林清祥被浪漫化了。因為同情歷史的失敗者，我們有意誇大了他的能力與魅力。新加坡也可能變成另一個金邊、胡志明嗎？
這種可能的「誇張」也是對之前單向度歷史的糾正。新加坡模式的裂縫正在出現。重塑記憶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對於明末清初的屠殺的記載，成了推翻滿族統治的有力武器；在蘇聯晚期，對斯大林時代暴政的追溯，變成了結束蘇聯的重要力量；在台灣，「二二八」記憶的泛起，也是國民黨政權被迫退讓的原因之一。
新加坡正開始一場「歷史的戰爭」，亦或「記憶的戰爭」。盡管李光耀仍無處不在，另一個敘述卻開始興起。這多元的記憶與敘述，或許能創建一個更值得生活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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