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緬甸的蒲甘書店，Hunny流露出某種不自在。
「那不是真正的書店」，他說，「如果你想的話，我帶你去附近的幾家。」
對於我們這些外來者來說，39街上的蒲甘書店是仰光的必去景點，或許就像是舊金山的城市之光、巴黎的莎士比亞一樣，它們都是窺視歷史的一個窗口，也都出現在《Lonely Planet》中。
但與世界這些著名的獨立書店不同，蒲甘書店以銷售盜版書著稱。從英國人類學家1940年代的北部考察到翁山蘇姬的最新專輯， 這家不超過15平方公尺的簡陋小書店，似乎收集著關於緬甸的所有英語著作。歐威爾的《緬甸歲月》、《動物莊園》也占據的顯要的位置。多年來，緬甸人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更瞭解這個國家。
這些書都驚人地便宜，因為它們要麽是快印出來的，要麽就乾脆是複印的，色彩、紙張都散發著一股廉價的氣味。但確是迷人的氣味，對於一個不懂緬文的外來者，倘若你想真的的理解這個國家，這似乎是必經之旅。
我也能夠想象對於一個信息閉塞的社會，這樣一家書店意味著什麽。它既是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也是一個通過他人目光理解自己的新視角。想象一下，倘若你生活在1970年代的北京，突然發現了一個收集了費正清、賽珍珠、林語堂、CIA的中國報告、毛澤東的外國傳記等作品的角落，那該是怎樣的欣喜。
Hunny不準備分享我的這種欣喜，他甚至想迴避它。在香格里拉飯店的咖啡廳，我見到了這個臉頰鼓鼓的年輕人。不過30歲，他已是這個國家最著名的獨立出版人，同時也是一名詩人，是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項目的參與作家。他本名是Myay Hmone Lwin，但他喜歡別人叫他Hunny。他有個柔美、能幹的妻子，替他打理著出版社的日常事物，還有個聲名卓著的嬉哈樂手哥哥，將傳統音樂與說唱樂混合在一起。
17歲那年，他從大學輟學，開設一家小小的出版社。他覺得在大學里實在沒什麽可學的，同學們都沉浸於賭博與酒精里。多虧他有一個開明、富有的父母親，他開始了這樁被很多人視作瘋狂的事：「在這樣一個有著嚴密審查的國家，你想成為一個出版商？」
他最初的生意岌岌可危。他挺了過來，而且挺到了審查制度在2012年的終結。他突然發現，他可以出版任何自己想出版的東西。因為一本書的出版，他甚至有了盈餘。前總理吳努的回憶錄，銷出了5萬冊，這在普遍銷量是1千冊的緬甸圖書市場是個驚人的成就。
吳努也是他敬佩的政治家之一，在某個層面，像是周恩來式的人物，代表著緬甸建國一代中的世界主義、自由開放的一面。他是這個國家的第一任總理，也支持文學、藝術、出版業。這個氣氛在1962年的政變之後戛然而止，吳努本人則成了政變者奈溫的公開反對者，盡管是個失敗的反對者。對一些緬甸知識分子來說，吳努也代表著一個被錯過的歷史機遇。在1990年的大選之後，他曾希望自己充當全國民主聯盟與軍方之間的橋樑，但他的提議被拒絕了。
Hunny也是Ma Thida與Nay Phone Latt的回憶錄的出版者。在審查制度廢除後，監獄生涯的回憶錄創造了一個不錯的門類，它也是一個國家自我治愈的一部分。對於Hunny來說，這一切僅僅是開始。我前往他開設的書店，象一個臨時的小倉庫，簡陋卻欣欣向榮。我甚至看到一本緬甸版的魯迅文集，如果沒有猜錯，應該是《野草》。
隔著他的辦公桌，他講起他的雄心與憂慮。他們獲得了出版的自由，但支持一個出版系統所需要的物理條件卻很不成熟。閱讀者們主要集中在仰光與曼德勒兩所城市，人們對於書價的預期是1-2美元。只有把發行擴大到更多的城市乃至鄉村，出版業才可能真正蓬勃。他也憂慮普遍的盜版，它是對創作者與出版者的最大的摧毀。或許，這也是他對於蒲甘書店的主要不滿，它令盜版變得公然與理直氣壯。
在仰光所遇到的朋友中，Hunny有一種少見的國際化視野和對外界的真誠好奇心。他剛從新加坡作家節歸來，在那裡，他分享了緬甸的翻譯出版經驗。他送我兩本文集，一本是他自己的詩集的英譯本，另一本則是自1994年起參與愛荷華寫作項目的緬甸作家的作品英譯集。其中流露的氣息讓我想起1980年代中國作家們在西方的初次亮相。回憶起三個月的美國經驗，他說，那裡的年輕人似乎什麽也不擔心。但在仰光，一個青年要有太多的心思花在日常生活上——交通、食物、前途，憂慮似乎壓垮了每個人。
Hunny也對中國頗有熱情。Hunny的叔叔是一個緬甸共產黨員，當這個組織在1989年解體後，他移居到昆明，在從昆明寫來的信中，他不斷強調中國有多麽偉大，而緬甸處處是失敗。Hunny也說起馬雲與莫言，他們是最被當地知曉的兩位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