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晚，台北市第五選區時代力量立法委員候選人林昶佐（Freddy）的競選辦公室外人聲鼎沸，他站在宣傳車上向支持者們宣布自己當選。現場一片黃色旗幟的海洋，人們高喊「Freddy凍蒜！」（「凍蒜」為台語，意指「當選」）長達10個月的選舉期結束了。
這時候，吳崢終於可以喘一口氣。他是林昶佐的競選總幹事，也還在念台大政治系。但是給他休息的時間並不多，緊接着，不到兩個星期之後，他將跟着自己的「老闆」林昶佐「回到」立法院，開始以國會助理的全新身份活躍在台灣政治舞台上。
2年前的「318反服貿運動」當中，吳崢曾以「佔領者」的身份在立法院議場進進出出待了21天。選後再次回到立法院，他說：「感覺蠻魔幻的，會想起那時候在議場內誰在幹嘛，想起議場內的擺設，現在有種做夢的感覺。」那時候他從沒有想到，會用這樣的方式再回到立法院。
走向政黨，進入體制內
感覺像做夢一樣的318運動參與者並不只有吳崢，隨着民進黨在年初的立委選舉中贏得國會多數，加上新興政黨「時代力量」異軍突起拿下5個席次。這兩個政黨選後需人孔急，這讓一部分在兩年前參與318運動的年輕人 從「體制外」走進了「體制內」，進入黨部、政府工作，當然「重回」立法院的也不少，只不過這次不是佔領抗議，而是擔任委員助理。
在318運動期間擔任議場內糾察組組長的黃燕茹，目前是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陳曼麗辦公室的行政助理；在2015年，她先是做了一個讓運動夥伴們都很驚訝的決定──到民進黨擔任黨工。
黃燕茹從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便活躍於社運圈，之後不管華光社區反迫遷、抗議苗栗縣政府強拆大埔民宅、苑里反風車發電，這個習慣站在街頭，用身體衝撞公權力的女生將自己歸為「衝組」，或者如香港社運圈所稱的「勇武派」。
「我是那個最符合大家『社運印象』的人，但是卻選擇進了民進黨工作，這當然讓很多人驚訝。」這也為她帶來不少指責和批評。甚至有曾經的運動夥伴指責她是「向利益靠攏的小政客」。
對於黃燕茹來說，選擇這份工作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為了生計。研究所剛畢業的她需要一份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支持她繼續走下去，而民進黨剛好提供了這樣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我覺得我還是天生適合體制外，我會被那種熱情呼喚。我更喜歡街頭。」但是現實不得不讓她做出選擇。
雖然在加入民進黨之後，黃燕茹受到不少來自社運圈夥伴的指責，但是她還是認為，體制外的存在是必要的。「任何一個執政團體都需要受到監督。另一方面民進黨判斷事情的標準就是──社會有沒有共識，聲量有沒有夠大──所以體制外一定要一直存在。」
就個人層面，黃燕茹認為體制外的人如果不排斥跟體制內的人溝通，就可以很好地「拉住體制」。例如：「在體制內很容易遇到開發主義，會忘記當初的立場或者模糊掉，就比如我也常遇到支持開發桃園航空城的立委，這時就需要體制外的朋友一直提醒，才不會迷失在開發派的立場和論述裡。」
「在體制外監督是一個層次，進入體制去處理問題，是更大的挑戰。以往我們都比較理想化的去思考，有些膨脹。」王信允表示。
除了黃燕茹以外，進入體制的「太陽花們」還有議場幹部王信允和深入參與運動的張媛婷。他們目前在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靜儀辦公室工作。318運動發生當時，林靜儀擔任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324行政院佔領行動警方強力鎮壓後，林靜儀第一時間辭職抗議。
對於這份工作，張媛婷則懷著敬畏的心情，「喜歡我的工作，但是很害怕，怕自己的能力不足。」除了挖掘議題，她還期許自己能夠成為民間組織與立法院之間的橋樑，而這個橋樑並不容易當。「在做一些議題我會擔心會不會有踩線的問題。我跟很多NGO組織一起共事過，在議題處理的界線上，還要學會拿捏，處理好和體制外的關係。」張媛婷的工作一方面要將NGO們的意見帶進體制內，寫入質詢稿，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尊重深耕各個議題的NGO們的主體性，不能讓NGO為體制背書，她很怕自己會幫倒忙。
王信允和張媛婷原本的人生規劃中，都沒有想過要成為政治工作者。張媛婷說，「我原本想要乖乖唸完書，從事學術工作。」對於進入民進黨工作，她並不願意主動跟人說起，害怕被貼上標籤。「有時候你跟別人討論議題，人家一聽你在民進黨工作，就會說你就是不中立。」
對於體制內外位置的不同，王信允比較說：「過去是監督，要喊的大聲，讓大家知道問題。現在很深刻感受到，在體制外監督是一個層次，進入體制去處理問題，是更大的挑戰。以往我們都比較理想化的去思考，有些膨脹。但是在現在的身份下，我必須依靠現有資源，依照法條和議事規則，在能夠撼動的部分去做改變，還要去了解不同法令背後的意義。」
王信允則將國會助理看成雙重身份。「立法院本身就是監督的角色，我站的位置是延續了我們當時在議場內，在街頭上的這些理念，擁有更多資源來監督政府。當然，立院的所有行為也必須受到人民監督。」
面對昔日戰友，理性說服
在318運動期間，「杜孟函」這個名字不太為人所知，但是只要提到他經營的直播頻道──麵線台，很多人會馬上用力點著頭，「我知道」、「我知道」。
318運動期間杜孟函所經營的線上直播頻道稱作「麵線台」，麵線是台灣最普及的小吃之一，用這個名字，象徵「麵線台」的訊息能夠穿透台灣大街小巷。近50萬人通過他的手機鏡頭觀看運動現場狀況，最高同時在線人數達1萬1千人。
杜孟函現在是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許智傑的助理，日常工作是準備質詢稿。「這份工作要比我想像中的更複雜，很多質詢要弄好，並不是說我打開電腦找好資料就結束。要分析比對，要看很多資料。有些沒興趣的也還是要看，要全盤瞭解。」
網路世代出身的他，有自己蒐集民意的方法。PTT是台灣最活躍的論壇，也是年輕世代重要的意見表達平台。前不久，故宮南院發生12獸首案，作為「鄉民」之一的杜孟函將PTT上的意見蒐集整理提供給委員參考。「質詢稿並不是憑空製造的，要透過各種渠道去找，畢竟最後要接觸的都是人，網路是最快的方式，可以支持接觸民意，也讓我們不會一意孤行，會多看別人意見。」「這是一份有使命感的工作。」
檢視現在的位置，杜孟函認為自己正處在一個「被監督」的角色，在被問到是否會擔心受到體制外的朋友抗議時，他說「當然會啊，如果你的法案有問題，體制外的人一定會抗議。你不可能將法案『提後不理』。要跟體制外的朋友們去討論這些法案。」
想在立院生存下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之外，同時還要面對理想和現實的落差。立法委員和國會助理對於議題的看法不一定所有時候都是一致的，像王信允和張媛婷這樣，遇到一個和自己理念、價值、做事方式相近的「老闆」是非常幸運的事情，一旦面對和自己價值選擇不同的「老闆」，國會助理就不得不面對掙扎和摩擦。
在大選之後選擇進入體制內的，還有剛剛從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的曾柏瑜，目前她在台北市政府媒體事務組擔任機要專員。在2016年的大選中，她作為「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的區域立法委員候選人，投入新北市第十一選區的選戰，在這個深藍選區迎戰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候選人羅明才。
在318運動期間，她擔任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行政組長，後期主要處理媒體事務，寫新聞稿、對外發言、接受採訪以及上政論節目，當時她是節目爭相邀請的來賓。但到了自己選舉，曾柏瑜感受到了什麼叫「此一時、彼一時」。候選人太多，沒有「爆點」就上不了新聞。要上政論節目討論議題也變成不可能的事情。
「318時期參與政論節目的製作單位會給你少許車馬費，可到了選舉，想上一次政論節目，要價新台幣3萬元。3萬對於我們自籌選舉經費的候選人來說負擔太大了，最後只好放棄。」
說到參選的初衷，曾柏瑜說這來自於她的「叛逆」和「不甘心」：「318結束後的那個暑假，我還不想面對妥協這件事情，很不甘心又很急。」
318運動結束之後，身邊陸續有人進入民進黨工作，她也認為這樣是相對輕鬆的陽關道，但是她最後選擇了獨木橋。她選擇了加入小黨，投入選舉，希望打開年輕世代參政的可能性，獲得實質政治影響力。然而她的願望沒有實現。
為了這場選舉，曾柏瑜花掉了爸媽為她存下的創業基金，當問到現在會不會鼓勵年輕人參選時，她立刻搖頭。「不會，不要再傻了，我是很僥倖剛好可以選的人，都已經這麼辛苦了。我現在覺得參政有很多方法，不一定要參選。」「其實現在想想，自己其實蠻笨的，走了一圈之後，還是不得不跟現實妥協。」
選舉結束之後，曾柏瑜進入了台北市政府任職，她期待自己可以通過這份工作了解一個市政府以及市議會的運作。
但面對未來，她沒有忘情選舉，她說2017年，她將回到新店，開始準備新北市市議員的選舉。現在正與之前的競選夥伴一起做新店在地組織。
「為什麼還要選舉？你不是不建議年輕人參選嗎？」記者反問。
「我可能就是一個很矛盾的人吧。」曾柏瑜表示，之所以還繼續堅持要選舉，也是在和「向現實妥協」鬥爭。「兩年前我在想要不要去做政治改革，我對於那21天（318運動佔領立法院21天）內發生的一切都很厭惡，我們要一直面對跟政治做出『交換』。但是我男朋友說，至少妳還會厭惡，這不是（一個好的）政治人物需要的嗎？我決定要跟這個厭惡相伴成長。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很習慣成為一個（普通的）政治人物，那就意味著我喪失了很多理想性，習慣了做出妥協。」
在318運動期間擔任議場內糾察組組長的黃燕茹，目前是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陳曼麗辦公室的行政助理。
寫文章，體制外的選擇
318運動的「太陽花們」除了選擇進入體制，也有人選擇留在了體制外。他們也表達了和進入體制的同伴不一樣的觀點。
清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魏揚正面對著寫論文和畢業的壓力。他曾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總召集人，「黑島青」是組織318運動的核心團體之一，他個人從2013年夏天就開始關心服貿議題。在整個318佔領運動期間，魏揚最為大家所知的是在324衝擊行政院事件中被當作首謀遭到羈押。
回憶整個318運動期間，魏揚對端傳媒記者說，儘管和其他社運成員一樣，希望自己相信的價值能夠實現，「但是我沒有辦法獨排眾議地決定事情，我不是這樣的人。那時候林飛帆就就跟我說，我太優柔寡斷，應該要乾脆一點。」
318那時難以面對群眾作出決策的魏揚，現在決定用他的方式影響別人──寫文章。
「我的朋友們常說『魏揚，字文長』」，他的每篇文章都是幾千字，這對於網路時代的人們來說具有一定的閱讀挑戰性，但不論是服貿或國會改革、或在選舉期間支持小黨的論述，都獲得不俗的反響。
去年10月，原本在寫論文的魏揚不得不停下手上的進度，和同學陳為廷一起「還人情」，他們要還的人是曾經多次擔任兩人辯護律師的邱顯智。當時邱顯智決定以時代力量立法委員候選人的身份投入新竹市的選戰，他的主要競爭者，是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
與其他時代力量區域候選人相比，邱顯智團隊選的格外辛苦，因為時代力量在其他區域的候選人，都獲得民進黨不同程度的支持。此外，邱顯智在國會改革的議題上，向民進黨資深立委柯建銘發難；但是他們的挑戰被指為「背信忘義」，忘記了318運動期間柯建銘的幫助。「輿論對我們很不友善，甚至覺得我們在扯時代力量的後腿。」
魏揚透露，當時時代力量需要民進黨天王級的人站台，因此民進黨會希望時代力量約束邱顯智。雖然時代力量不會要求邱顯智「封口」，但是還是會要求邱將言論修軟一點。到後期，邱顯智沒辦法去參加台北一些大的造勢活動，只要有柯建銘在，有民進黨在，邱顯智便不會出現。
魏揚並不認為時代力量黨中央刻意「放生」（意指放棄）邱顯智，但是在情感上他還是很難過。「特別是選舉結果出來之後，時代力量內部有人說『時代力量4席全上』，我很受傷，那邱顯智算什麼？我就此認清了政治現實。」
「什麼樣的政治現實？」端傳媒記者追問。
「過去在NGO的時候，大家都可以求同存異，但是在政治領域就不行，有時候就不能妥協，要讓自己的立場凸顯。但這還不錯，以前我們都糊糊的，好像都是一掛的，都信仰自由、平等、民主等等價值，但是這次（指2016大選）凸顯了大家的不同價值，我們都找到了自己的核心價值，那麽，我們在自己的核心價值之上，再尋求合作，而不是一味的『整合』。」
魏揚表示，選舉之後，時代力量取代了台聯的位置，這樣看來整體的結構也沒有多少改變。儘管不能把時代力量和台聯就直接劃等號，但是他們承載的意識形態和價值相似度很高。
魏揚說，國會會不會有所改變，之後要看時代力量能不能開創出新的價值。「我一直認為第三勢力不只是黨，而是更多元的價值。比如一些左翼的思想，一些選舉中綠社盟（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在思考的事情。如果這些真的能帶進國會，那才是有新的可能性。」
不碰選舉，推動憲改
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一年級的許恩恩，目前在公民憲政推動聯盟（NGO）擔任兼職秘書，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的研究助理。在318時期，她的工作是打會議記錄。這個要下苦功，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對於她來說很重要，「資訊的有無代表權力的界線，能看的到會議記錄的人就在那個權力範圍裡面，看不到的就不在。我常常把會議記錄做的很完整是因為，大家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這也決定了資訊的邊界和效力。」
對於參政她有更多的保留。「在 318時期有很多的機會來臨，有很多機會能馬上拿到權力，但是我不敢碰，選舉對我來說，也是這樣的。」對於權力的拿捏，到現在為止她還沒有想清楚。另一方面，許恩恩表示，自己的物質條件也讓她無法去挑戰，「我家裡是第一代689（指馬英九和泛藍陣營支持者），搞社運已經和家裡有很多矛盾，我不想跟家裡有更多的衝突。所以我不太敢去碰選舉了。」
她選擇了另一條路徑介入政治。她參與了公民憲政推動聯盟，推動憲改議題，「這是高度政治的，雖然不是去選舉去助選，但是也是在體制外推動政治改革。」
2014年11月29日，無黨籍的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此後他開始推動競選時的政見──在台北市推行審議式預算。許恩恩和她的團隊接到了一些這樣的培訓委託，「我去了很多區公所，看一個新的政治理念在基層的反應，我很想知道體制內最基層的看法。」
許恩恩在區公所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找不到所謂的「公民」，沒有那麼多人願意出來參與審議式。而前來參與的人很多是因為里長的動員。也是從這裏開始，她認識到台北市的各個區域長什麼樣子。
然而，現實和想像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審議式預算看起來很好很進步，但是真的推起來不一樣。我第一次去公務員的培訓時，我很震撼，這和在學生社團看到的狀況完全不一樣。這些公務員眼睛裡是沒有光的，我們都以為一個進步的首長推動一個政策，就能落實的，但是其實並不是這樣。」
「我也知道那個運動傷害是沒有被好好處理的，就像現在聽到〈島嶼天光〉，還是會有掙扎糾結、還是會掉淚，那個集體的創傷是我們當時都沒有處理的。」王信允表示。
如今，318運動已經過去兩週年，這些曾經活躍在運動現場的年輕人們，在新的位置上繼續著自己的生活。他們中的有些人已經走出了318運動的情境，但有人還沒有。
魏揚說，318這場運動就是他這兩年的人生，從反服貿一開始，他的人生，他的人際網絡，以及的學術追求都是。「從運動一開始，我和我在清大的生活圈脫離了，進入到了一個台北的社運圈。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經貿的領域。我開始從區域經貿整合的角度思考台灣的社會運動，和對於泛左派領域的一些思潮的挪用，這些都構成了我新的問題意識。」
兩年前，受訪的運動者中，絕大多數人並沒有想到兩年之後巨大的政治局勢翻轉。曾柏瑜說：「當時我們都覺得自己做的不夠好、不夠對，有一個很失敗的收場。但是兩年後再看，我們共同造就了一件偉大的事。」她認為318運動改變的不一定是他們當初想改變的事情——退回服貿，而是改變了社會氛圍，這樣的改變很難量化，卻實實在在撼動了台灣政治。
王信允並不覺得「318兩週年」是個慶典式的紀念日，而是在不停的提醒當時的初衷，檢視當時的留下的遺憾。「我也知道那個運動傷害是沒有被好好處理的，就像現在聽到〈島嶼天光〉，還是會有掙扎糾結、還是會掉淚，那個集體的創傷是我們當時都沒有處理的。那麼在當時沒有處理的狀況下，要怎麼轉化......」
王信允最後停頓了一下，還是說了：「但是，我是真的很想念這些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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