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選時對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危險直言不諱，還親自前往美墨邊境視查。他對自由貿易衝擊中產階級藍領工人表現得痛心疾首。他大呼種族暴亂是對法律秩序的無視，並盛讚在暴亂中持槍保衞自己財產的人。
他質疑美國為什麼要花錢保衞其他盟國。他歎息在多元化衝擊下的美國，已把西方文化傳統扔進垃圾桶。他說美國需要「新的愛國主義，一個把美國自身需要放在第一位」的新民族主義‧‧‧‧‧‧
川普現象，可以從本土主義、種族偏見、威權主義、白人藍領的經濟困境等角度切入討論。然而，川普不是無中生有的。他大罵統治共和黨建制派，依然獲得這樣大的支持，也不是因為突然間冒出來許多「新共和黨人」。川普真正反映出的，是共和黨中的民粹主義浪潮。而這一浪潮在美國歷史上的「前輩」，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民粹主義選民，川普的基本盤
相比於威權主義，民粹主義更能代表川普的核心選民。在3月的「超級星期二」中，幾位學者對選民進行民調，他們選了幾個有代表性的問題，來判斷主要候選人的支持者，在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上的傾向。
在美國，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兩者都有本土主義、種族主義和陰謀論傾向。但另一方面，兩者也有一些不同之處——研究者選擇了「反精英程度，是否信任專家，對美國身份認同」這三個特徵，來度量被試者的民粹主義強度，。
研究者發現，川普，克魯茲和魯比歐的支持者，都有很強的「威權主義」特徵，而凱西克和兩位民主黨候選人的支持者相對較弱。川普支持者與其他候選人最大的不同，則是顯著地反精英、不相信專家，與認同美國身份。
克魯茲和魯比歐的支持者雖然也認同美國身份、或多或少不相信專家，但卻完全不反精英。而在大選中常被拿來與川普討論的反建制候選人桑德斯，其支持者也反精英，但對美國身份的認同度最低——研究者認為該稱其為普世社會主義者（cosmopolitan socialists）。
相比起其他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最大的特點是反建制；其支持者也是整體上最有民粹主義傾向的人。在這點上，他和1992年參加共和黨初選，嚇出老布希一身冷汗的 布坎南高度相似。而當年，共和黨中的民粹主義力量就能有這樣的影響，則是其長期以來緩慢吸納民粹主義選民的結果。
反菁英的尼克森，與其「南方戰略」
最早的一批民粹選民，是 1968 年由阿拉巴馬州長 George Wallace 帶來的南方低收入白人。George Wallace 雖然是民主黨人，卻是一位支持種族隔離，保護白人利益的民粹主義者。1968 年大選中，Wallace 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打的就是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我們不需要聯邦政府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說話辦事，也不需要聯邦政府對我們的學校指手畫腳。
Wallace 在南方大受歡迎，拿下五個州，一千萬張選票。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那些民權運動中的鬧事學生，批評支持他們的精英知識份子，也獲得了很多北方白藍領的認同。保守派核心刊物《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高級編輯 Frank Meyer （也是頗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認為，Wallace 根本就不是個保守派，而是民粹主義者，最終會推行打着「人民」名義的多數人暴政。
1968 年當上總統的尼克森，意識到民粹主義可以為己所用，在 1972 年推出了著名的「南方戰略」，幫助共和黨把支持 Wallace 的這些南方白人收到帳下。也是在 1972 年，民主黨候選人 George McGovern，讓民主黨開始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少數族裔，加自由派反戰人士組成新政治聯盟；並把傳統的民主黨支持者，如白人工會成員和天主教徒，向共和黨方向推了推。
正是在此時，作為尼克森高級顧問的布坎南，設計了著名的宣傳標語「沉默的大多數」——在如今的大選中，「沉默的大多數」也被川普時不時拿在手邊。
尼克森的反精英態度，不是為競選而塑造的。成長於加州的尼克森，一直看不起東部精英對美國政壇的統治。他早在 1948年的 Alger Hiss 間諜案中，就顯露出反精英理念。當時，Whittaker Chambers 作證指認，曾在羅斯福政府中擔任要職，並曾參與聯合國創建的 Alger Hiss 是蘇聯間諜。
尼克森當時作為眾議院非美行為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成員，力排眾議，採信 Chambers 的證詞。最終 Chambers 拿出藏在自家農場南瓜裡的膠片，證明 Hiss 的確曾是蘇聯間諜。
尼克森相信，像 Chambers 這樣的普通人，誠實的基督徒，代表真正的美國，而 Hiss 這樣從長春藤畢業的精英，會把美國出賣給不信仰上帝的蘇聯。這種思路，和今年民粹主義下，懷疑那些貿易協定，環保協定出賣美國利益給大資本的思路，其實異曲同工。
不過到了70年代，這些新力量更多是來自於低收入地區的窮人。比如 Wallace 就在全美國收入最低的一百個縣裡拿下了超過 1/3 支持。這些人中，很多都可以算是中產美國極端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他們之所以加入共和黨，是出於對中產階級地位喪失的焦慮。
他們的訴求與共和黨的傳統理念並不完全契合，他們在經濟與社保議題上更歡迎民主黨政策，支持工會，希望有全面的社會保障。共和黨要吸納這些選民，就需要改變一些自身理念。
八十年代，共和黨吸納民粹
雷根（Reagan）時代的共和黨，找到一個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共和黨用社會問題上的保守立場，換取經濟上對商業和資本更友好的政策。在社會立場上，共和黨使用「暗示」種族主義的狗哨政治，不用過於直白，就足以贏取郊區對少數族裔大有戒心的白人中產階級。
這樣的結果是：在南方，白人開始陷入對少數族裔的恐懼想像，自我隔離於郊區的白人社區裡，用隱性的種族偏見代替原本的公開偏見。於是，越是白人聚居的地區，越支持共和黨。
在經濟上，共和黨則可保住來自商界的支持，在政策上繼續推行自由市場、自由貿易、減税、去監管、壓制工會、開放移民等政策。對共和黨而言，要維繫美國在二戰後打造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自由貿易政策尤其重要——他們認為，民族國家的興起帶來兩次世界大戰；自由貿易的深入，會加強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削弱民族國家對內的絕對控制，從而抑制不必要的軍事衝突。
1980 年，雷根競選獲勝，為共和黨帶來了宗教保守派選民。他也從民主黨那，吸納了不滿於民權運動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列根民主黨人」，組成新的政治同盟。
但這個政治同盟，並未解決新選民關心的經濟問題。共和黨內的不合諧音很快響起。
以布坎南為首的舊保守主義者（Paleoconservatism）認為，列根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並沒有給他們實質好處，沒有在經濟上解決貧窮白人藍領的經濟問題，在文化上也沒有真正擋住自由派的進攻——相反，雷根任內大赦非法移民，整個社會依然大步走向多元化，美國有了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Sandra Day O'Connor、第一位黑人電視明星 Bill Cosby、第一位風靡世界的黑人體育名星麥克‧喬丹，甚至馬丁‧路德‧金恩的生日還被定為國假。
於是，在 1980 年代末，舊保守主義者就在共和黨內開始冒頭。這裡面除了以布坎南為首的天主教保守派，也有文化上保守的自由意志主義（Paleolibertarianism），和受種族主義影響的南方農耕派（Southern Agrarianism）。
他們都強烈反對新保守主義所推行的全球化，主張貿易保護，反對移民，認為美國應該減少在國際事務中的承諾，退出很多國際條約。其中布坎南的顧問 Samuel T. Francis 表示：「中間美國（Middle American）的民族主義者應該關注經濟民族主義，以及如何保住國家主權與文化認同，而不是打擊共產主義，第三世界的反美頭頭，以及國際恐怖份子」。舊保守主義者也強烈反對政治正確，認為美國在進行一場決定其命運的「文化戰爭」，保衞白人基督教文化的純正性。
有意思的是，這時保守派思想家裡也出現了分裂，Leo Strauss 的兩位弟子，Allan Bloom 和 Harry Jaffa 分別佔據了東西兩岸。東岸一派更願意認同維持現狀，強調精英對美國政治的作用，也認同新保守派的直接干預外交原則。
而西岸一派則開始接受民粹主義「人民」的「正宗性」，認為美國的活力在於草根活動家。他們支持社會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認為美國應該從內部自下而上革命，而不是去到處打擊海外的敵人。
不過，布坎南雖在 1992 年的共和黨初選，嚇了老布希一身冷汗，最後終究沒有成氣候。一來，布坎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局內人，他是尼克森、福特和雷根三屆總統的高級顧問。
而且，當時共和黨內，雷根所打下政治聯盟還很堅固。剛剛吸納的民粹主義選民其實並不多，所以也不足以對共和黨的建制派構成挑戰。所以，共和黨建制派也就可以抗住這次衝擊，沒有在經濟政策上做出妥協。
極化政治的閉鎖循環
1992 年之後，共和黨選民中的窮白人明顯增多。到 2000 年後，隨著製造業進一步低迷，共和黨又迎來了新一批的白人選民。
在 1992 年時，全國最窮的 100 個縣，大部分還是支持來自南方的柯林頓，到了 2012 年，則有接近 80% 都投了羅姆尼。而全國最富的縣裡，民主黨拿下的份額也從 70-80 年代的不到兩成，逐漸上升到和共和黨對半開了。
從 1992 年大選到 2012 年大選，共和黨新增的縣，主要集中在從路易斯安那向北直到中部製造業集中的地區。如果對比選民的特徵的話，就會發現在這些地區，只有高中學歷的選民比例相對美國其他地區要高。
更重要的或許是，美國黨派間的極化開始在民眾中反映出來。在 1994 年，兩黨支持者中都只有大約六分之一的人對另一黨派的支持者持負面觀點。從 2004 年到 2014 年，民主黨支持者對共和黨持負面看法的人數從 29% 上升至 38%，而共和黨支持者對民主黨持負面看法的人數，則從 21% 躍至 43%。
與此平行的，是美國媒體的極化。MSNBC 偏自由派， Fox 新聞台偏保守派，只是過去十年的事。在 2000 年時，這幾家新聞台只有微小差別。研究者發現，從 2006 年開始，幾家新聞台的用詞在政治光譜上迅速地拉開距離——Fox 新聞台變得保守，MSNBC 則偏向自由派，而 CNN 在和 MSNBC 一起向左後，在 2010 年開始向中間回歸。
媒體極化了，觀眾也隨之變了。在 2014 年，有 47% 的保守派和 31% 的偏保守派選民選擇 Fox 新聞台作為主要新聞源。相比起來，自由派則很分散，CNN，NPR，MSNBC，《紐約時報》，及至 Fox 新聞台都有一席之地。
比獲得新聞的來源更重要的，是對這些新聞源的信賴程度。保守派中有 88% 的觀眾信任 Fox 新聞台，而在自由派中有 81% 不信任 Fox 新聞台。反之亦然。
而在最被保守派信任的新聞源裡，僅次於 Fox 新聞台的，是三個電台/電視台主持人的節目：Sean Hannity，Rush Limbaugh，和 Glenn Beck。這些以個人品牌為中心的廣播節目，讓保守派在過去幾十年裡，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公共空間。除了宣傳保守派的政治理念，他們的一大特質，就是反建制。主流媒體是這些節目長期攻擊的對像。
最後，讓這一生態鏈的形成閉環的，是社交媒體的出現。以前的媒體到底還是單向的，但社交媒體的出現，讓單向關係變成了網路。這讓媒體和明星可以完成和自己的粉絲實時互動，讓粉絲之間的物理距離消失，讓他們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
茶黨的出現，就是其中的標誌性事件。因為它意味著這些選民可以通過自發的形式有效組織起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選民開始在經濟問題上發聲：他們不高興政府去花納税人的錢救助華爾街與大公司，也不滿意歐巴馬搞的強制醫保。
背離草根的共和黨，與川普的崛起
50 年前，擁有高中學歷的美國人，結婚比例是最高的。他們也是被共和黨奉為樣板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支柱，但到了 2012 年，高中學歷的男性結婚比例反而變成了最低，研究生學歷的男性結婚比例反而從最低升為最高。而擁有大學學歷者的婚姻持久度，也遠比高中學歷者要高了。
從一定程度上，這些共和黨的白人藍領選民受夠了：我們信仰上帝，遵守法律，相信天道酬勤，每天認真工作祈禱，為什麼美國夢離我們越來越遠？為什麼我們就不再代表美國的未來？
共和黨建制派的錯誤，就是沒有意識到時代變化，高估了自己控制選民的能力，相信黨依然是那個掌控者。他們還以為：雖然這民粹派的選民人數越來越多，但是到頭來還是烏合之眾，缺乏組織，也不成氣候。他們完全可以借這些選民的力量來為己所用。
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這些選民已經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正在通過那些看不見的網絡，把自己自覺不自覺地串聯起來。草根選民因為新的社交工具，而變得更加主動，更不容易被控制，其訴求也就變得越來越有衝擊力。
共和黨政治邏輯中被壓下去的基本矛盾，在這時候就顯露了出來。雖然說共和黨能借著茶黨一舉拿下中期選舉，但共和黨多數派領袖 Eric Cantor 在 2014 年黨初選中就被茶黨扳倒，茶黨也毫不畏懼讓政府關門，以反對兩黨在移民改革上的努力。
這足以說明這股力量骨子裡的反建制基因，是共和黨難以駕馭的。當國會中的極化讓任何政治妥協已幾無可能時，共和黨遭遇的民粹主義浪潮中的諸多特徵，就註定集中在川普身上，給了他一個趁虛而入的機會。
不像布坎南，川普是個真正的局外人，一個名聲在外的局外人。而此時，缺少後勁的茶黨，也正在走著下坡路。代表文化保守的自由意志主義的 Ron Paul 也退出舞台。
川普則因著自己對於媒體規則的諳熟，尤其是社交媒體，而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布坎南 不同，川普不是虔誠的信徒，在社會議題上並不保守，也沒有太多原則。這讓他可以一腳踩上過去二十年來共和黨為自己定下的高壓電線：在社會問題上保守保守再保守，為了避開經濟問題，讓我們不惜代價地談論社會問題。
當川普談起經濟問題時，選民興奮了：終於有人來關心我們這些被兩黨都遺忘的人了。川普抓住選民對經濟與社會地位的焦慮，反對移民，反對貿易協定，反對穆斯林恐怖份子，反對一切外在的危脅。
川普就這樣站在了風口上。
共和黨的失措，是他們一直是在想如何收割這些選民的支持，而不去擁抱他們的實際需要，也就根本拿不出什麼方案來應對其內部的必然矛盾。因為一旦正視它，就會把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等等問題攤到明處，解決起來並不容易。
川普把這些問題都揪了出來。矛盾當然不會因為川普的消失而消失。他只是一個載體。如果不解決，還會有下一個川普。川普如果沒勝選，共和黨或許還能在反希拉蕊的運動中得到喘息；川普如果上台，共和黨就真得要捫心自問了：自己的原則到底是什麼？
（華建平，網名 talich，《虹膜》專欄《娛樂的邏輯》作者）
圖片取自臉書Donald J.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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