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一段話，驚動了林全和蔡英文相繼回應，兩個人都講了很多很長，但讓我翻譯一下，這兩人要講的就是：「都很重要啊，我們要追求平衡啊」、「我們沒有忽略你啊，你們還是很重要啊」。
張忠謀到底說了什麼？傳了兩天之後，其實大家都已經被媒體標題給直覺洗腦了，都認為Morris爺爺在講的就是「創新就是分配的罪魁禍首」、「政府不要忘記半導體產業」等等。
但如果更細看媒體報導，你會發現張忠謀講的不只是這些，而是有他老人家一套完整的邏輯。張忠謀說：「當前政府的經濟主軸打出「創新、就業與分配」，其實「成長」才是最關鍵，因為成長可以解決就業與分配問題，此外，創新與分配是相互矛盾，創新才是分配問題的罪魁禍首。當然創新是必要，只是要忍受分配不均的事實。
政府發展5+2產業固然好，「可是也不要忘記以前國家提倡的產業，包括半導體業」，如果現在只管推動新產業，即使新產業成功，也補償不了老產業的衰退。目前他最擔心未來幾年內，半導體產業就會遇到用電、用地問題，應該是政府要盡力解決的問題。」
創新是分配的罪魁禍首，這話的前提是有完整邏輯的，因為，許多創新的成功，會取代或衝擊既有的產業與營運模式，而創新的成功，基本上創造出財富，而這群人擁有的財富級距，會與其他人拉開差距。
從這個邏輯來看，看似語出驚人的張忠謀，其實是老成謀國，因為他正在指出一個問題，就是當前台灣政府所喊出的「創新、就業、分配」，是沒有想清楚就說出口的承諾，在邏輯上的偏誤是存在的。
當然，林全刀切豆腐兩面光的說法也不能說錯，「創新、就業就是經濟成長的積極概念！創新和分配二者間的調和，是經濟發展要兼顧的，因此與張董說法並不矛盾。」
創新與分配之間的「調和」，代表的是什麼意思？是抵換？是平衡？在尋求最適均衡的過程中，會有怎樣樣效率耗損？這耗損是可以被接受的嗎？既然要抵換、要平衡，那就是有限制、有操縱，那這樣的創新與分配，會呈現出怎樣的樣貌？
張忠謀說：「成長才是關鍵，因為成長才能解決就業與分配的問題」，而他沒有說出口的是：「你們現在做的事，都不是可以帶領台灣經濟成長的方法。」
說實在話，張忠謀的話講的好，但沒有講清楚，是可惜了一點。在我看來，張忠謀真的想說的是：「你們講的這些方法，是準備好了才講的嗎？」
但顯然，沒有人往這個方向去想張忠謀的逆耳忠言，因為，今天網路家庭董事長詹宏志（應該是台灣「新創創新圈」中的祖師爺級人物」就說了：「照顧既有產業」和「給新創機會」未必是相牴觸的。政府在思考產業政策時，也不能放掉既有的基礎，但也確實應該要給新創機會。就像當年的台積電，其實也是一家新創公司，也是有政府的幫助。」
啊哈，我就知道一定會有人提到當年張忠謀參與設立的台積電，也是當年台灣政府積極扶植的創新產業，簡單講，一定會有人說：「你當年是創新新創的時候，就說政府好，現在不是創新創新了，就說政府不應該」。
既然要談到當年，那我們就來談。
1974年春天的一個早晨，在一個豆漿店裏，確立了台灣朝積體電路半導體產業發展的目標。這個被流傳許久「小欣欣豆漿店」故事，一直都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經典故事，想起那個年代、想起哪些人物，一直到現在都還是被津津樂道。
在這神一般的故事背後，有人曾經想過，一頓早餐的時間，真的就能長出這麼偉大的計畫嗎？就能長出後來的RCA技術移轉、工研院電子所實驗工場、分割獨立聯電、投資發展大型積體電路、成立台積電嗎？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當然而的認為，這些事就是這樣發生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不要講後面的那些事情了，單單在豆漿店的那一頓早餐上，講述計畫的潘文淵，可是把從目標到策略，從戰術到行動計畫，講的清清楚楚。
方賢齊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記得我在紐約，與潘兄（潘文淵）坐在他車上，在曼哈頓繞了一圈又一圈，終於決定提出這個積體電路的案子。」
在2015年出版的方賢齊傳中有一段敘述是這樣的：「在小欣欣豆漿店，潘文淵提出他們兩人的規劃方向，和具體作法，包括台灣該怎麼做、要花幾年可以做成、需要多少投資金額、可以在多久時間內回收等等。」
「在旁聆聽的方賢齊並沒有說太多話，因為，在潘文淵的計畫中，所有與台灣政府政策相關的環節，兩人早已討論過，包括可能遭遇的困難、必須克服的限制、可以動用的資源、必須堅持的方向」
「準備好了，再說話」，這是台灣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政策的啟動。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2016年從初夏到深秋的這個時點，「準備好了，再說話」，已然成為一種奢求。台灣要設立國家級投資公司，重點是將在11月成立籌備處，積極爭取業界大老出任董事長，而媒體就點名了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行政院前副院長林信義、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都是可能人選。
這個新聞出來，我第一個反應是，張忠謀？一定不可能；施振榮？要當董事長，能不拿錢出來投資嗎，一定要的，所以，他一定不會想當這個要拿錢出來的董事長。
和碩董事長童子賢說的就更有趣了，他說：「施振榮等前輩很有經驗，一定是客氣，對於國家基金由產業大老帶領是否公允的疑慮，他舉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為例，指當時金融企業家勇於參與政策制訂，事後檢討沒有任何圖利問題，呼籲有經驗的前輩們應該『勇於任事』。」
既然要勇於任事，那不如就請文青董事長來擔任國家級投資公司董事長吧，不論形象、資歷、公司規模、甚至於年紀，都應該非常符合。
但這件事會發生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的是，國家級投資公司的規劃是要民間出資60%，國發基金40%，由民間主導投資，這代表的是，要有至少60億元的資金來自於民間產業，但會有哪些公司參與投資？這些參與投資的公司在提出投資計畫時，要怎麼說服董事會，這件投資案會對公司發展帶來助益？
基本上，這個所謂的國家級投資公司最早的發想是類主權基金，當時很多人說這就是要學新加坡淡馬錫，但後來雜音太多，因為淡馬錫可以說是國家主權基金，但從另一個暗黑的角度來看，也是新加波主政家族的錢，而這也是淡馬錫基金投資紀律嚴明、績效卓越的主要原因。以這樣來看，台灣真的可以依樣畫葫蘆嗎？
後來，國家級投資公司有了調整，成為行政院施政報告中的擴大投資方案的一環，目的在於帶動創新產業的投資。
然後，又看到國發會主委陳添枝說，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可以掌握東南亞新興市場商機，提升對外經濟格局與多元性。在這裏，國家級投資公司又成了新南向政策的一環。
之後，國發會副主委龔明鑫又說，此一國家級投資公司是為了促進創新產業發展，因此相關投資當然會與物聯網有關，物聯網原本就是當前創新創業環境的重要一環，而國家提投資公司的成立，也會對亞洲矽谷計畫帶來正面助益。
一個國家級公司到底是可以做多少事？又要擴大投資、又要南向、又要亞洲矽谷。
今天前行政院長陳沖說，台灣既有的國發基金已經有類似功能，不需要成立新單位，除非不想接受監督，才要成立另一家。
在我看來，這個「國家級投資公司」，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政府的參與，否則，民間企業想要投資就自己去投就好了，但政府的參與，能夠為這個「國家級投資公司」帶來什麼價值？卻是從頭到尾都沒有人講清楚的，除了有官員說，這是第一次政府從投資者變成管理者的投資基金，但在此同時，卻又要不斷強調這公司是要由民間主導。
看到這裏，我不知道你暈了沒，我是真的被搞暈了。
「準備好了，再說話」，在國家級投資公司這件事上，我看不到。
為什麼要一直強調「準備好了，再說話」這件事，因為，在近來台灣政府提出的政策中，充斥了太多「沒有準備，就說話」的狀況。
我不是故意要挑刺，但單單一個國家級投資公司成立的時點，代表國發會發言的龔明鑫，可以在8月說9月要成立，到了10月，就說11月可以成立，這是一個「下個月成立」的無限迴圈邏輯嗎？
再說一個，9月初通過的亞洲矽谷方案，其中有一個執行中心，根據媒體報導，龔明鑫說，執行中心近日將公告招標，作為整合各部會該方案相關計畫的核心，期望可在10月底決標，11月可以成立運作，在剛運作期間會由龔明鑫暫代執行長。
再過5天就是10月底了，那亞洲矽谷計畫執行中心的招標進度在哪？
很多人說，跟蔡英文過去互動很好的張忠謀，何以在這個時點上會放砲批評，是不是有什麼不為外人知到的狀況。
但在我看來，張忠謀只是做到了「準備好了，再說話」這件事，他沒有在第一時間批評質疑，而是經過觀察思考的發言，所以，前兩天的發言，也許情緒有些激動，但絕不是一時意氣脫口而出。
準備好了，再說話，其實，就這麼簡單。
原文標題與連結：準備好了，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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