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舊曆春節後的，大批從台北市城西穿越忠孝大橋入城的車陣，不再循著十米高的台一線陸橋快遞直送台北車站門前。
台北市柯文哲市府團隊在舊曆年後，拆除了這座歷經34年，見證都會轉型的斑駁古舊水泥引道；此舉在政治宣示與文化治理具有兩層意義──前者為台北市政府的「西區門戶計畫」政策開帆引信，後者則是柯文哲市長上任近兩年來，與文化資產保存運動者遍地交火之下，唯一一塊神主牌「台北古城北門」的重現天光。
10月1-2號，上週末在台北首度舉辦的「白晝之夜」（Nuit Blanche），在場址的選定上，即以北門作為空間中樞，往南串連重慶南路、台灣博物館與二二八紀念公園，搭配總統府的夜間開放活動，往北則銜接北門捷運站、大稻埕永樂市場。
從人潮動線引導方式來看，確實將原本被忠孝西路與中華路、延平北路龐大車流切割的北門古城門與北門捷運站，重新透過這次的一夜活動連接起。
（白晝之夜活動地圖。白晝之夜網頁圖片）
若從熙來攘往穿越忠孝西路的人流視角，再望向這座地景政績，白晝之夜顯然達成了一定效果。然而，若進一步深究北門區域的文史背景、白晝之夜原初發起文化精神，以及空間解嚴試驗的意義，這場盛會留下諸多待議的盲點，那些不能僅以藝術節慶評價的表象。或者，在文化預算向來赤貧的台灣，談論更為表淺的「值不值得花這樣的預算辦活動？」，將會更偏離問題核心。
原址保留的北門，與異地拆建的三井
老台北人對於忠孝橋引道或許有更多的印象︰在1995年之前，入城方向的延平南路匝道與忠孝西路引道，曾以45度的剪刀般角度，將台北舊城北門，險惡而不尊重地包覆於外。蔣氏政權來台後，曾將古台北城仍遺留的東門、南門、小南門等，均改建為「北方宮殿樣式」；僅餘北門保留原始的閩南式建築，歷史意義彌足珍貴。
柯文哲入主台北市府後，藝文界漸漸對其領軍的市政團隊失去信任──除了文化局長遴選爭議外，更重要的，是在一年多來諸多文化資產審議案中，讓文化局長「降格」為配角，任由開發派的副市長強勢介入。北門東北方不到50公尺，日本時代古蹟三井倉庫的遷建或保留，即為其中一項重大爭議。
數個月前，台北市府即以「西區門戶計畫」的規劃藍本需求之名，強力主導做出「三井倉庫留於原址將有礙於新路型的交通流量與安全」結論，現已搭起鷹架準備拆解東移到原址50公尺外。
1978年，在那個台北市政治戒嚴與毫無文化資產概念的年代，舊城北門雖然開始卑屈地活在忠孝橋引道陰影38年，卻有幸躲過了文化資產最常見的劫數──離開原址而異地重組。作為對照，原位於大安國中旁的林安泰古厝，1978年則經過異地重組至濱江公園，後來已失去古蹟的文資身份。
1989年因北淡線舊鐵停駛、改建捷運、原新北投車站拆除後再1元賤賣彰化「台灣民俗村」的新北投老火車站建體，支解流浪25年後，近一年來亦爆發要迎回原址或調整重建與否的紛爭，殷鑑不遠。
若這些案例仍無法讓人學到教訓，那麼，如今僅僅為了西區門戶計畫的北門造景，就拆移三井倉庫，對照林安泰古厝的華麗重建，也不過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覆轍。換個視角看，北門竟成為三井倉庫的文化資產「人質」。
「白晝之夜」概念系譜的簡化扭曲
台北首屆的白晝之夜，官網首頁則有著過度簡化甚至誤用的敘述︰
「Nuit Blanche白晝之夜，2002年創始於法國巴黎，在10月第一個週六夜晚舉行。活動源起於巴黎市政府希望提供市民親近當代藝術的構想，並藉此讓市民在同歡中對所生活的城市具有嶄新與深度的認識。深具『都市創新』」與『「公共空間設計』」概念的『「巴黎白夜Nuit Blanche』」，至今全球已經有120個城市加入。」
首先，白晝之夜的概念不是「巴黎授權特許式的獨有文化」。如同最初在2002年受巴黎副市長邀請策劃的策展人 Jean Blaise，他在尚未有 Nuit Blanche 前的1980至90年代，即已秉持「整夜免入場費的參與、城市巨大的各式表演場、創新古老市區成為新生的當代遺產」的理念。
在赫爾辛基、巴塞隆納、聖彼得堡、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城市，分別以「藝術夜」和「光祭」之名策辦藝術節，將「城市夜生活」與「公共領域文化權」的概念，激盪迴響在各語系的國家裡。後來，才有21世紀初的「白晝之夜」。
所以，白晝之夜絕非是 法語系文化所獨有或原創，更非2002年在巴黎才出現的狹窄想像，亦非法式情調的投射物，而是先行巡迴操演於異質文化城市的實驗成果。以加拿大兩語系最大城多倫多與蒙特婁為例，後者為魁北克法語系，即非以白晝之夜之名（Montreal High Lights Festival）舉辦；相反地，英語系的多倫多，2006年首次舉辦則為昔日巴黎副市長 Christophe Girard 旅加協力而成，因此沿用 Nuit Blanche 之名。
從季節時日而言，白晝之夜也不該是一廂情願「與巴黎一同全球連線不睡」的召告，無論是叫法語系「Nuit Blanche」或英語系「White Night」甚至其他名義但相同精神的徹夜城市文化節日，將因時制宜，它可以是在十月任何一個週末，也會在其他季節發生，北半球的蒙特婁和南半球的墨爾本就選擇二月做為舉辦日，位於極圈的冰島雷克雅維克，其白晝之夜則舉辦於其永晝之日6月24日，此日同時也是聖若翰洗者誕辰（Nativity of St. John the Baptist）。
城市公共空間的再定義
筆者曾於2007年秋天參訪多倫多，除了見到該城原有的主流與獨立文化展演的均衡發展與相持對峙，也對其運用非制式空間的靈活度印象深刻。在多倫多白晝之夜的那個通宵，更是對空間的彈性與多元滲透有極大的感受。
那次活動橫跨 6 X 4= 24 個街區（blocks）的市中心，幾乎是博物館、畫廊、酒吧、餐廳、銀行、開放工作室、零售店與街頭之間的交互上演。在那整夜穿梭的路線之後，所感受到的是「（理想上）公共空間的再定義」，甚至可以說是「私有資本化空間的暫時奪回」，今年同步加入「首屆與巴黎同步」訴求的台灣台北和日本京都，兩者的共同缺點都有準備不足，和缺乏與原有都市空間融合的問題。
這才恐怕是以文化外交和展會貿易所顯露在城市文化造節運動上，最不堪一擊的部份。於是回看10月2日，號稱「與巴黎等全球城市連線不睡」的台北夜晚，動態表演時段幾乎均等同原先市民習慣的7-10pm，12點之後，只剩主辦單位與參展藝術家的「after-party」在夜晚還年輕的北門郵局裡自得其樂。
空間解嚴，或是空間戒嚴？
若從「私有空間重新公共化」的角度觀察，此次在台北白晝之夜，除了納入原先於10月份主辦「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的思劇場，及兩間老台北城的城隍廟掛名連動之外，幾乎是零。
以「私有化公共空間其開放程度」作為評價白晝之夜（這種短時間高強度的文化活動）如此重要的原因，在於現代化都市的各種案例已被充份證實︰新穎的公共建設與公眾空間，會透過重新賦予空間秩序與階級化，漸次侷限公共場域的使用者，不再是所有人可共享或可觸及的。
如同應為公共空間的傳統騎樓，趕走了機車與單車停放，卻放任店家將騎樓柱位轉租給攤商抽佣；接受高容積獎勵的豪華住宅與商辦大樓，卻普遍運用資本化的空間配置，再度讓應釋出的公共空間私有化；翻新的交通場站內，也可輕易以「使用者付費」的理由排除消費者以外的人，說服那些服膺消費者主義的多數市民。
10月2日的白晝之夜，萬一竟成為北門廣場最後一個喧囂的文化活動，我們該為短暫開啟佔有馬路的自由而樂，或是深沉為之默哀？
凋敝的街頭公共精神
2005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頒布《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從此之後，在台北的公共空間表演，自由演出者（busker）必須要到文化局考執照，並且要在許可範圍才能取得特許演出權益。文化局甚至與百貨商場聯手，壟斷對理當開放公眾無償使用的廣場的管理權。
第一次舉辦的白晝之夜，顯然忘記了街頭精神，忘記了那些被限制的藝術工作者，原應擁有的文化權。主辦單位為節目方便安排之需，只找來了少許按表操課的演出者，給予一次性的街頭特許權。在日常規訓的城市空間與白晝之夜臨時機制的縫隙間，我們應該要從中看見更多被戒嚴的公共權力。
如果城市不曾健忘，以藝術為志的人能夠不斷反省，他們會記得城市的心跳和呼吸，不光是打噴嚏、流淚、大笑時記得那個瞬間；他們應記得上一次城市為何而笑，為何而怒，為何而泣。
2012年，離舊城北門不遠處的台北車站大廳，上萬名印尼移工進入席地而坐，慶祝穆斯林開齋節。交通部先行遣鐵路局搭起「紅龍」，禁制移工進入；大廳地板如西洋棋盤設計的廣場，在淨空後宛若空間戒嚴。
一個月後，交通部還夥同文化部，委任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執行「藝術席捲空間」──這個活動若是朝向公共場域邊界開拓的藝術表演，那也罷；偏偏就其效果而言，卻是拿舞者接受政治指令取代其自由創作的身體，繼而作為清掃勞動低階與異族的工具，甚是可憎。
幸好經由新移民運動團體的聲援，台北車站如今設立穆斯林禱告室，接納移工的假日席地而坐的文化，反成台灣融入多文化的公共場域。
還好這城市仍有自發性的微笑︰10月份全月舉辦的大稻埕藝術節，策劃風格別有創新；曾經多年於復興南路自發串連店家舉辦「光祭」的忠泰基金會，及其投入中山創意基地與新富市場的改造動能──如果這城市還要有第二次、第三次白晝之夜，市政府可以好好請教他們，如何策劃並連結民間能量。
還有，那些被市長與市府權力層峰斥為「文化恐怖份子」的文化資產守護團體，如果夜晚氣仍長，要讓未來的白晝之夜，能有關於城市的記憶與歷史責任，這些團體不應缺席。
請當局不要輕易挑戰守護團體的能耐，也請執事者深思，在30年、50年、100年後城市的人們，如何看待你們今日的決策。
（吳牧青，文化評論與策展人，現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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