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二】《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我想談的從來不只性別,而是每個獨立個體中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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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鄭寧、張詠晴 2017-05-24 09:00

只知道自己從何而來,不知道往哪兒去,黃惠偵帶著滿滿的疑問,和媽媽一起逃離家暴的父親,跟著作為牽亡法師的女同志媽媽,歪歪斜斜走了將近40年。對話從不是母親擅長的語言,而惶恐的女兒尚且不知如何處理母女間的疏離,於是這部淬鍊20年的紀錄片因而促成,這是一封沉甸甸的,寫給母親的影像家書。

 

「如果不是紀錄片,我可能找不到生命的出口」時間銳利,但最終劃出了通往解答的渠道,像《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最終在年歲過去後與媽媽和解,這一段段的影像不只是給媽媽的告白,是半個世紀的價值變遷,也是導演正一片片地剝掉自己身上的標籤。

 

那些人根本都不認識我們,為什麼可以詮釋我們是怎樣的人?

 

1998年,那年黃惠偵20歲,她想得單純,只是想講一個自己的故事,想講家裡面的故事,想說說自己是誰。因為二十歲的她,輟學、單親、母親是當時人家嘴裡「不正常」的女同志,家裡做的是地位比陣頭來得低的「牽亡」,那年的她看見電視裡頭擁有講這些話的權力的人,是如何去形塑「問題家庭」時,內心存有疑問「我們真的是這樣子的嗎?」那年的她碰巧遇見社區大學興盛的時期,於是她懵懵懂懂拿起攝影機,開始零零散散的記錄著,「我們到底是誰?我們長什麼樣子?」那年的她開始邊摸索邊認識自己的「詮釋權」。而這一拍,就拍了20年。

 

《我和我的T媽媽》與《日常對話》,對導演的意義不一樣

 

「同樣的事我在短版只能講一分鐘,在長版能講三分鐘,那多出來的三分鐘其實也不是我在講,而是給觀眾時間去理解、去感受。」早在《日常對話》以前,黃惠偵就以短版本《我和我的T媽媽》闖蕩過各影展,黃惠偵表示,長短版本故事的核心其實一樣,但《日常對話》會看到更多細膩細節,你看到的不只是過去的傷痛、生活裡的困難、長長的沉默,還能感受到台灣的空氣、濕度,還有此刻的溫度。

 

「我覺得牽亡很美,但它註定消失」

 

「牽亡有天會消失,因為當時的社會脈絡已經不存在。」黃惠偵說她覺得牽亡很美,招魂,超渡,入土,牽亡是與亡者告別的儀式,它有很多歌詞其實是用文言文唱的,說的是教化人心,聽起來很八股,內容是做人要孝順,做生意不能偷斤減兩。牽亡,是一次的放下懸念與從容自在。

 

在台灣,宮廟陣頭會是某種文化,但喪葬就不會被視為一種文化,而是一種落伍、不文明的象徵,是該被淘汰掉的,人們認為喪葬應效法日本嚴肅氣氛。「那些符合當時社會脈絡,現在已然消失,人家會問說你要不要去拍?我就回他:『你很關注你去拍』(笑)但其實現在說不會以後也不見得不拍,有時候因緣聚首時就會發生。」

 

招魂、超度、入土,為何《日常對話》不沿用《T媽媽》的牽亡章節?

 

要如何講一個幾乎發生於過去的事情?用動畫太貴、風險也太大,找人演畢竟沒辦法百分百重現,實驗片好像又有點太前衛了,製作團隊最後討論出一個較抽象的方式來說招魂、超度、入土,即是牽亡的流程。這個過去讓黃惠偵很是厭惡的工作,最後卻是因緣和合,與拍片動機吻合。「因為我們要談過去都沒談的,過去就像是在招魂,然後你招喚那些過去來之後,當然希望是能超度他,超度後要不就入土,要不就是要去下一個更好的地方。」

 

雖然長版本《日常對話》仍有牽亡元素在,但黃惠偵選擇不用章節形式打斷觀眾去建立情緒,而是慢火細熬,希望去勾出關於觀眾自己本身的那個部分,「很多時候你不是在看別人的故事是在回頭看你自己,既然是在看自己,就不太可能是我去告訴觀眾你是如何,而是給你一個空間自己去思考,你看到什麼、理解了什麼,看到理解後又可能會有什麼行動。」

 

 

我在我媽的背影裡看到了大千世界,但剪接師說:不,我沒看見。

 

一段拍了20年的故事,如何剪成一小時多的紀錄片?黃惠偵肯定電影專業分工與溝通的重要性,所謂的「導演盲點」是真有其事,像是有次她覺得一顆媽媽轉頭一笑的鏡頭很棒,「我在媽媽的背影裡看到好多意義」,卻遭到剪接師否決,黃惠偵說,這其實就是剪接師可以幫忙導演做的事,畢竟觀眾沒經歷過自己經歷了近40年的人生,「我想傳達的大千世界,這背影、這個笑容的意義,可能需要其他畫面的幫忙。」這樣的分工案例,也許是這部片之所以擁有高度協調性的原因之一。

 

除了因為是給媽媽的家書,台語同時也代表了階級

 

「我就是身在底層長大的小孩,」黃惠偵笑了笑,頑皮地說「還是底層到貼在地上的那種」,對於紀錄片通片使用台語對話,導演表示台語作為自己的語言,這是很自然的事,紀錄片是拍給媽媽的,理所當然要用她聽的懂的台語,另外也是認同問題,黃惠偵說「階級認同的確存在,語言也的確有階級之分,現在社會很顯然國語才是主流,不管你承不承認,很多事隱隱然就是有階級之分」

 

「對我來說這部片就是什麼都得講,而且反而很多事情就是應該要講」

 

黃惠偵說,這部片是在處理自己個人的生命經驗,如果對自己生命不誠實的話,就沒辦法真正解決想要解決的問題。於創作面來說,黃惠偵認為更是什麼都得說,觀眾都很聰明,當一個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是誠懇的在跟你講一個故事,抑或是花俏的裝飾很多的在講一個故事,其實人都是看得出來的,得要老老實實的說,要做的那件事才會真正被達成,而這個創作也才會是一個好的創作。

 

「當這社會就是不想看到某些人的存在時,我就是要被活生生地看到」黃惠偵感嘆,不只是同志,很多人都在面臨主流價值觀的壓迫這樣一個難題,談到誰誰誰娶了外配時,總都會帶著異樣眼光;講到身心障礙者的時候,會覺得好像是不定時炸彈。「這社會不想好好談論,於是就先給標籤,貼上去說我們都不要說。」因為意識到主流價值對於非主流的汙名化及標籤化,黃惠偵開始去談論,她說唯有如此,才有機會看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都不要說比較好,說不定講了之後我們可以有機會發現這些事情可以有更好的對待方式。

 

這或許也是這部片為什麼非得是紀錄片的原因,「若作為劇情片,即便我說真實人物改編,它還是一個劇情片、是一個故事」

 

得要「拿隱私換議題」,否則結構不會改變

 

當問她拿隱私出來說,不彆扭嗎?決定攤開來說之前都沒有顧慮?黃惠偵溫柔地回答,社運圈裡有句老話「用隱私換議題(視野)」,她說這句話可以套用在很多事上。如果每個人都覺得是隱私不拿出來說,那這件事就還是會在那裡,這些結構就不會改變,會一直重複的發生。但今天若有個人拿出來講,其他人也拿出來講,可能就會造成一些改變。像是學校性侵案若有一個受害者肯跳出來發聲,可能也就有其他人敢出來指認這老師也曾經做過傷害她/他的事。

 

「餐桌對話」之所以用餐桌,是一種必然

 

整部紀錄片的全片高潮,在於導演與媽媽中間隔著餐桌的最後那場深度對話。埋藏了多年,黃惠偵終於在餐桌前向媽媽確認對自己的愛,也吐露了爸爸當年對自己的侵犯,長長的沉默是必須,也是和解的開端。而這場餐桌對話的促成其實兼具主觀與客觀考量「廚房與餐桌是我們唯一有交集的地方,」除了地點外,對黃惠偵來說,媽媽這角色好像就跟餐桌綁在一起,她更進一步說明「餐桌」配置的技術層面,「如果要去問一個人問題,把她擺在前面沒任何東西的桌子前,她會覺得很緊繃;有了桌子,像是前面有東西在保護你,且與桌子的距離也剛好是我跟我媽的距離,最終餐桌就成為唯一能發生這件事的地方。」這場餐桌對話於是成為最安靜也最真誠的和解。

 

 

「沒有理所當然的關係」

 

黃惠偵說,這部片最想要說的是,好好理解重要的人,血緣也好,愛這東西對我來說其實很抽象,若非真正好好認識對方,很多東西可能不會存在,因為愛不是這麼簡單的東西。有人能給予或接收到愛都是需要條件的,沒有理所當然的關係。

 

多元,其實就體現在每個人的獨立個體中

 

「一開始其實沒想要把自己拍進去紀錄片裡,但後來發現因為自己就是故事裡頭的人,是想要講這故事的人,我想講的是我們的故事,就算講的是我媽的故事,講的也是我眼中我媽的故事,所以我一定會在這裡頭,而且這也都是在呼應人就是有很多的角色。」面對人生中有這麼多個身分,黃惠偵說,其實不用在乎怎麼拿捏,只要在每個情境裡面做好這個角色該做的事就足夠,因為人本就是個複雜的東西。

 

「『多元』這幾年在台灣好像變成一個髒字,但其實多元它不就體現在每個人的獨立個體中了嗎?每個人都不用被界定為一個既定身分,如果我們能給夠多空間的話,其實一個人身上就已經夠多元了。」

 

「我想談的不只是性別」

 

「電影是,沒有觀眾看到就不存在的」黃惠偵因此報名各個影展,盡量有什麼上映機會就去試試看,也因為片中涉及的不僅僅是性別議題,也關乎幾個世代價值觀的轉換,關乎宗教,也關乎台灣教育,讓《日常對話》的格局更大能談的也更多。

 

每個人身上的角色何其多,為什麼只用性傾向去定義一個人呢?

 

「為什麼當某一個人身上有一個比較少數的身份時,就只會用那個少數的身分去看待她呢?」黃惠偵希望大家用立體一點的角度去認識同志,看看一個媽媽的不同面向,她是一個50年代貧窮農村長大的小孩;她是她爸媽的小孩;是她兄弟姊妹的兄弟姊妹;她是她伴侶的親密伴侶;是自己的媽媽,是女兒的阿嬤;是法師是很多歐吉桑的牌友,每一個人都是有很多面向的。

 

「就像你不會希望某人用『你是個喜歡用傳教士體位的人』來辨識你吧?」黃惠偵說,如果只用性傾向去建立一個人,那麼你根本就沒有打算真正認識一個人。

 

 

下一部作品,是我當初對這地方的承諾

 

黃惠偵導演的下一部作品,拍的還是自己認識的人。「我想拍2008年認識的原住民部落(三鶯部落),這是我當初對這個地方的承諾」黃惠偵說,想拍三鶯部落除了是想說說他們抗爭背後的故事外,也想找尋關於眼前出現的新的困境的答案,對於正在準備過程中的拍攝,黃惠偵笑答:「希望不要再拍20年。」

 

對於其他想講的議題,黃惠偵靈感蓬勃,也不設限,直言有機會可能會去劇情片朋友那裡打工,畢竟有些東西是紀錄片拍不出來的,需要用別的方式來說,因為得要找到最適合說這故事的方法。

 

如果不是紀錄片,我可能找不到生命的出口

 

黃惠偵說自己的人生很幸運,雖然走的有點辛苦,但她進入社大的那年,正好是全景映像(紀錄片公司)辦教學的最後一年,90年代台灣社大發展時,有那麼一群人想要做知識解放的年代。當時的背景,讓黃惠偵的人生有了改變,「那個改變不是說位子的改變,而是改變了我看世界的方式。這時代階級很難向上流動,頂多就是橫向流動,像我妹現在也在做牽亡,很多人一輩子其實很難走出這圈子。」

 

黃惠偵感激地說,若非認識紀錄片、想學紀錄片,然後因為這樣認識很多人,「我可能找不到生命的出口,我可能還會帶著很多對生命的疑問,被困在我能在的地方,認識紀錄片就好像是多了一個方式跟可能,去尋找答案,好像可以踏出比較不一樣的一步去離開那個圈子,看到生命的可能性。」紀錄片於黃惠偵而言,是能找到說故事的方式的起始點。

 

紀錄片之外,生活還在繼續,同婚還沒成局,民生也還是不好,但日常的微小對話匯聚成晶瑩透亮的共同牽絆,或是說,是母親與女兒間的一種共同理解。像是片尾的溫暖陽光,不刺眼、不張狂,是一起處理過傷痛之後,溫柔的平衡。

 

 

(圖片來源為《日常對話》官方網站/黃惠偵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