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公司沒戲的！」這是2013年37歲的吳德威第一次見到傅盛時，傅盛給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那一年，吳德威還在台灣惠普上班。這幾年，他也感受到在工作上有些瓶頸，說不清道不明的，就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他把這個原因歸於台灣地區經濟形勢不好，外企在台灣的發展也隨之受到影響。但這暫時不妨礙他拿著一份不錯的薪水，名片上也印著Title。15年間他先後在戴爾、MOTOROLA、惠普工作過。在台灣，有海歸背景、在外企工作、或有製造業的從業背景，都可以被歸為精英一帶。
相比之下，吳德威看著眼前這個不起眼的胖子，有些生氣。他受朋友所託負責招待帶著妻女來台灣旅遊的傅盛，聽朋友說這個人是獵豹移動的CEO，但這個公司在台灣基本上毫不知名。因此，他甚至覺得傅盛有點沒禮貌，一聽說自己在惠普工作就口氣狂妄且豪不客氣的評價：「這公司沒戲的。」
「我第一次跟你見面，你怎麼就這樣說？雖然我也覺得這個公司沒戲，但也輪不到你來說吧！」吳德威心想。但傅盛好像沒有察覺到吳德威細微的情緒變化，在聽說吳德威想在四十歲來臨時做點「自己的事」時，就把自己創辦獵豹的故事，那個關於逆襲的故事，通通都說給了吳德威這個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聽。
這次交談讓吳德威忽然意識到，原來在中國創業是一件不那麼難的事情。你有一個想法，拿著商業計劃書說服風險投資人就可以拿到一筆資金，然後迅速招人迅速做出產品，並且跟去市場反應迅速改變策略。等錢燒完了，再去融下一筆資金，這在台灣地區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用吳德威的話說，在台灣如果你和身邊的朋友說你要創業了，他們多半會以為你要去開雞排店。
他們想不通為什麼要創業。即使台灣享有最快的4G網路、最好的硬體，卻用著最基礎的互聯網服務，甚至沒有一個好用的網路支付工具，也很難勾起台灣人創業去做一個互聯網公司的想法。「一個客觀的事實是，台灣人使用的排名前二十的手機app，沒有一個是台灣人自己做的。」台灣新媒體KNOWING創辦人楊方儒評價，台灣卻熄了軟體向互聯網、行動互聯網轉型的時代。
台灣的80後和90後，「大部份甚至還留在家裡靠父母養，因為父母還有財產，90後也不著急找工作。」吳德威告訴記者，「大家寧可去當服務生也不願意做扎扎實實地實業，或者是創業。」
村上春樹在《藍格漢斯島的午後》裡提到，把洗好的乾淨內褲整齊地放在抽屜裡，他都能感受到一種微小而真切的幸福。這種「小確幸」的生活觀，被推崇日本文化的台灣年輕一代視如真理。父輩們的奮鬥和拼搏為他們累積了不少財富，讓年輕人不用為溫飽擔憂，可以更多地享受生活。
就算其中有一部分年輕人動了創業的念頭，也很難脫離台灣地區的當地環境去思考問題。大部份和app有關的校園論文課題都是圍繞自己的城市去做的，比如「如何幫你找到花蓮夜市最好吃的東西」。另一方面，父母的想法也偏向保守，希望孩子可以去台積電、富士康、HTC這樣的當地硬體、製造企業。等他們去了以後就會發現，他們的軟體編程能力到了硬體公司只是一個陪襯的角色。在外企這種「真空感」就更嚴重，吳德威舉了自己的例子，他在外資企業做工程師多年，台灣分部的決定權常常有限，導致他大部份時間連設計自己產品的用戶體驗界面的權利都沒有，一切權力都要讓位於千里之外的總部。
在台灣，硬體、晶片、代工是代表高薪技術的三個關鍵詞，他們曾幫助台灣在1960年代短短十年內實現了經濟起飛。台灣地區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外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快速發展成為發達地區並避開了1998年金融危機的風險。
如果細數台灣曾經輝煌的明星企業，如HTC、宏碁、華碩、英業達等，不難發現他們都有一個鮮明的特質，都是發跡於20世紀末的硬體廠商。「台灣的教育發達，硬體研發能力很強，同時又是貿易港口城市，所以做硬體很容易就國際化了。」宏碁創始人施振榮對界面新聞記者說，「但是互聯網就不是這樣了，地理和人口都決定了台灣本地市場並不大，本土化的產品也很難進入中國市場。」
包括施振榮在內的台灣企業家們抓住了二三十年前的硬體創新機會，並打出了自己的江山。「這些老一輩的企業家實際上養活了一個時代的人，導致下面的人沒有生存壓力，也不會再互聯網這個領域去闖蕩。」位於台灣的亞洲最大創業加速器AppWorks創始人林之晨說道。
換句話說，製造業是台灣人曾經的驕傲，但現在卻成為了台灣科技行業轉型的牽絆。
和傅盛分別後的一個月裡，吳德威辭掉了在惠普的工作，他想嘗試靠自己的能力做點事情出來。他選擇了幫助Facebook等平台上的企業、品牌方做搜索排名優化的工具。但很快他發現僅憑個人的力量，始終很難規模化運營起整個團隊，在資金方面也有所欠缺。在2014年春節，吳德威接到了獵豹移動的電話，傅盛希望吳德威能在台灣成立一個公司，幫助獵豹以台灣為起點，實現全球化。吳德威答應了，並就此開始了真正意義的創業。
吳德威應該是幸運的，並不是每個台灣創業者都能夠得到資源、資金和人才方面的支持。台灣地區的創業者想獲得這方面的資源，要遠遠難於中國創業者。
「台灣的創業風險投資普及程度不高，即便真的要投也比較青睞獲利較快的企業及產品，大眾及產品並不被看好。」台灣創業者郭建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他所創建的網路電話應用Whoscall，在2013年被Line的母公司NAVER以5.29億美元收購，震撼了整個台灣創業圈，「可以說在Whoscall被收購之前，台灣人甚至對創投毫無概念。此後他們才意識到原來服務類產品可以帶來這麼大的價值。」
從資金方面來看，「台灣缺乏反哺新興互聯網行業的天使投資人和企業家，大部份台灣投資人希望投自己熟悉的領域，在台灣這個領域多半是硬體或者是其他企業產品。」台灣會議通訊系統Zoom的創始人羅子亮在今年年初接受界面新聞記者採訪時說道。
Zoom是一個純台灣本地的創業團隊，儘管他們團隊的天使投資是由台灣人發起的，但在A輪以後就沒有再得到來自台灣當地的資金幫助，最後卻被李嘉誠和楊致遠選中。「現在台灣電子業的大佬也沒有形成天使投資的風氣，否則台灣現在的創投不會看上去那麼零散。」
吳德威也認可這格說法，絕大部份的台灣創投跟老派的企業主，喜歡投資的是難得到、摸得到的東西，比如說工廠、廳房、硬體，互聯網這種其實是賣一些商業模式跟用戶體驗、用戶價值的東西，「他看不到就不喜歡投」。
另一方面，「台灣的公司法目前也不適合做創業投資的估算，同時對本地創業團隊出國創業會徵收較高的境外稅。」台灣行動互聯網營銷公司時間軸科技的創始人葉建漢認為，這些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台灣互聯網創業規模不大，只能停留在台灣當地發展。
「支付寶絕對不可能在台灣出現。」吳德威說，台灣政府對第三方支付的要求非常嚴格，就連網路銀行也是近幾年才誕生的產物，而且也只停留在查詢餘額的功能上，不能轉帳也不能做其他事情。
資金、環境、觀念、政策，各個方面都多少限制了台灣科技產業向行動互聯網轉型。但無論台灣人願意與否，來自中國、海外以及台灣當地的各方面壓力，都迫使他們不得不採取行動。「整個台彎最大的痛點就是經濟不好了，HTC、宏碁開始不像以前那麼好，大家沒有出路。」吳德威說，在台灣有個說法叫22K，當你的月薪達到22K後就很難再往上漲了，「我的年輕人的薪水20年不漲。」
2015年開始雷軍、傅盛、馬雲等中國科技公司創業者都先後考察過台灣市場。雷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台灣擁有良好的文化教育和硬體生態背景，而當地創業團隊卻往往缺乏資金和正確的創業輔導，「台灣已經缺席了軟體向互聯網轉型的陣營，但依舊有機會抓住行動互聯網和智能家居這兩大趨勢」，他希望能夠借住台灣的人才和更寬鬆的網路環境來幫助小米發展新的市場。馬雲也在去年12月在台北演講時表示，將通過設立基金等形式來幫助台灣青年創業，甚至是到中國創業。
今年1月傅盛宣布將1億新台幣作為天使基金，用來幫助台灣互聯網創業團隊。這筆錢將分為若干份投給多個團隊，得到天使投資的台灣團隊可以選擇到北京甚至硅谷創業，傅盛還將給予一定的創業輔導。如果產品適合獵豹移動平台，傅盛也將提供一定資源協助團隊加速推廣產品。整個2015年台灣紫牛戰隊選拔了5支創業團隊，最後有2支團隊決定移居北京，更好地融入中國互聯網環境。
另外，從2014年起，台灣當地政府也開始重視其本地互聯網創業領域，積極建立相關委員會並修訂鼓勵創業的法案。
高素質人才、完備而龐大的供應鏈背景等遙見，開始令內地互聯網公司對台灣趨之若鶩，將之視為中國企業全球化的重要橋頭堡。相比中國，台灣互聯網行業無論是語言技能、人文、文化習慣上都更深的融入全球互聯網，可以作為內地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最佳跳板。
在多方努力下，近兩三年台灣的創業熱情有一定的回溫，富士康一類的大企業也開始加強對初創團隊的重視。和吳德威一樣的公司人，也逐步開始從體制和機構內跳脫出來嘗試更高的職業追求。這使得「人才、資源跟資金慢慢從硬體公司、巨頭裡面流通出來」，吳德威表示，環境比以往要好一些了。
這讓不少台灣青年有些振奮，他們不願再坐以待斃。「台灣的機會不多了，（曾經服務過的）外企都倒了以後我們也需要尋找下一個服務對象。」吳德威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中國互聯網公司找過來是一件好事，「對台灣來說，一定要牢牢抓住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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