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臺灣教育界掀起一股改革風潮，包括張輝誠老師、葉丙成教授，甚至是企業家嚴長壽與方新舟，也紛紛成立各種平台與基金會，希望為臺灣的教育困境找到出口。而在這其中，一個美國普林斯頓畢業的女生，與一群夥伴一起創立「為台灣而教協會」(Teach for Taiwan，簡稱TFT)。
創辦人是劉安婷，受到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創辦人，也是普林斯頓學姊的Wendy Kopp啟發，出現了TFT的基本雛型與概念，整個團隊用將近一年的時間做臺灣的在地研究，嘗試找出最適合臺灣的模式。
他們邀請臺灣的年輕人，利用兩年的時間，實際進入到偏鄉的教育現場，參加這場臺灣的教育革命，在成立第一年，便已經有了將近200份的申請書。他們正帶領臺灣的年輕世代，翻轉對於「成功」，以及「教育」的想法。
在Knowing小編採訪的前夕，TFT第二屆教師正準備開始教學生涯。現在就來聽聽，創辦人劉安婷是怎麼看待TFT及自己這兩年的過程。
TFT成立至今，對你來說，是否曾經對自己產生懷疑？或對自己現在正在做的事感到質疑？
創業就像生一個小孩子，會牽扯到許多面相的問題。例如懷孕時，你會想問自己：「我真的準備好了嗎」、「我不過是個孩子，真的可以去養另一個小孩嗎？」會有很多對自己的質疑。這份質疑，不論是在懷孕期間，甚至是生下孩子之後，都不會間斷，因為你還是會持續的看到自己的不足。
有一位夥伴曾經說過：「每一天都在做我們以前不會做的事情。」每天都活在一個很未知的世界，想一想確實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每天都要讓自己去學很多不是這個年紀需要懂的事情，或是在自己的舒適圈裡做的事情。因此每天早上起來，我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但我不只要去適應它，還要跟著它一起成長。
同時，我還要學會去面對很多種不一樣的聲音。過去在工作或是讀書的時候，我只要把自己份內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但現在我必須要面對許多不一樣的聲音，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負向的；可能是無心的，也可能是很有心的，有各式不一樣的動機與重要程度。
總會有許多人問我要怎麼克服，但這其實沒有確切的時間點，不會因為某一天早上起來，這些事情就不存在了，這是一個持續的東西。直到現在，每一天我都還是會有害怕與質疑。唯一不一樣的是，你將會越來越清楚知道，自己需要抓緊哪些核心的價值與信念。
如果沒有這些像洪水般淹過來的過程，你不會知道生命中哪些支柱是不會倒；哪些東西則是很脆弱、你必須放下的。雖然這樣的過程並不舒服，有許多不斷挑戰自己的部份，但回頭看，這些都是美好的部份。
在TFT的建立過程中，除了希望解決偏鄉教師的問題，是否有擬定短期或中期的目標？
其實每一年我們都會回顧自己的起點與終點。以師資來說，只是偏鄉教育問題的其中一個因素，其背後還有許多結構性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簡化成來看，最終我們都會希望可以讓每個孩子不論出身，都可以獲得優質的教育以及選擇權。
「什麼才是優質的教育？」，可能從古至今每一位教育學家都會重複檢視與辯論，TFT也不例外。從起點與終點來看，這會是一條很長的路，但這個終點會是什麼樣子呢？我們認為是讓他能夠認識自己、認識世界、找到自己在世界裡的位置、並發揮自我價值。
我們有對的人進到教育界，教學方法是以孩子為核心，站在孩子的學習為教學出發點，有效率的達成目標。我們也認為老師要具有良好價值觀與使命感，並讓教育體制與現場教學是可以有強烈的呼應。
現階段的模式是固定的，但未來我們會擴大規模與質量，目前是以兩年的教師計畫為主。我們短期的目標是希望看到教師人數的成長，希望在3年內可以送出50位老師
你認為TFT對於大眾而言，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
我們試圖讓年輕人進入教育界，讓他們可以實踐理想，並且提供重新定義「成功」的機會；對於師資培育來說，我們的計畫會是一種新的實驗；對於教育體制或現場來說，我們所做的不只是補上老師的缺額，也希望可以讓更多樣的老師走進教學現場，成為教育改革的催化劑。
雖然目前送入的老師不多，但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每一位老師的教學故事，讓線上的教師可以重新找回教學的熱忱與價值，也讓社會大眾看到，不論大環境多麼的限縮與失望，老師們還是可以在教育現場中找到價值。這也是我們TFT的身分。
如今不只是偏鄉教師，就連都市的國中小可能都徵不到老師，也逐漸會接受沒有教師證的人進入教學。這樣的現象你怎麼看呢？
以教師證的問題來說，我們可以先思考「什麼樣的老師是好老師呢？」擁有教師證是否能與好老師畫上等號？
一位老師的好壞，其實最顯著的就是他對教學的使命感，傳統師資培訓的過程中，是先學習了大量的教育理論，然後才開始有課堂教學等實作機會，因此與現場教學是容易產生脫節的，若是缺乏後續的支持與學習系統，使命感就很容易被消磨。。再往前看，進入教育學程的人，是先從紙筆測驗開始篩選，這些人當中又有多少人是適合當老師呢？因此進入教育學程當中的人，並非皆有強烈的動機與合適的特質，因此老師這樣的篩選機制是出了問題的。
這是現階段我們所看到的大環境問題。
而在這個狀況底下，我們的前提是，在任何時間點其實都很難出現一個完美的教育制度，因此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是想要站在批判的角度，TFT其實是站在一個思考如何協助改進的角度。因為我們相信，不管再好的教育制度當中，都有其可以改變的地方。
TFT在課程或內容上面，是否有什麼樣的改變，或者是得到什麼大眾對於TFT的回饋？
TFT不同於目前的教師招募，我們注重的是你是否具有身為好老師的特質，像是強烈的動機、同理心、良好的溝通能力以及抗壓性，也同時要具有組織能力與團隊合作能力等，有了這些核心的特質，TFT可以再針對其他不足的部份給予培訓。
而在培訓過程當中，與體制內有2個很大的不同。首先、培訓重視的是與現場的連結，除了在行前暑期的五週培訓之外，之後的兩年教學過程當中，是在教學實務工作的同時給予這些老師們培訓。因為這些老師在教學第一線會遇到很多的問題跟狀況，而我們所提供的每一次培訓，就是讓老師們嘗試回來尋找答案的，所以老師們成長的速度會非常快。
第二、TFT的培訓是以LeaderShip為核心，過去師培所需要的理論我們都會學到，但最核心的部分還是一位好老師都需要有領導者的特質，TFT認為一位好老師從來都不會侷限於教室的場域，更需要能夠踏出教室與學校，甚至是社區的能力，我們希望TFT的訓練可以結合這些層面去看這件事情。
最後TFT所做的不一樣嘗試，是我們有支持系統。TFT教師的服務區域，都會有一個小型的TFT聯盟，他們可以一起租房子、一起吃飯、一起備課，這些網絡都給予了老師相當強大的支持。
其實現今許多老師都曾有過教學的熱忱，甚至有要到偏鄉服務的想法，但往往到了教學現場，老師們才會發現有很多在教程上的所學其實並不足夠，而進行教學活動的過程中心情也是孤單的，這些都會讓老師的熱情慢慢消失，最後選擇離開。
若去問這些TFT老師為什麼會留下來最重要的原因，多半不會是在TFT得到了什麼樣的培訓課程，而是這些夥伴彼此互相扶持，才有繼續留下來的理由。
是否有體制內的老師們，給予TFT在教學培訓，或是其他關於這個計畫的回饋？
其實有很多教學的方法，都不是從大學所學的教育學程課堂上來的，反而是透過在教學現場，與學生的互動當中激盪出來的。因此TFT某種程度是給予這些老師一個新的可能性與舞台，讓現職體制內的老師們有機會可以將現場的經驗反饋到新老師的培訓當中，看看接受這套結合實務教學反饋與理論培訓的老師們，會成長為什麼樣子。
我們也發現，不少在現場越認真的老師，有的時候其實會越孤單！因此這些資深教師回來分享與回饋，不只是幫助TFT，更是讓他們在教學平台上找到同好與夥伴，找到自己的支持系統，支持自己繼續投注熱情在教學工作上。這樣互相感染的氛圍，也是TFT所樂見的。
創業兩年之後，回顧當時在TED X Taipei的自己，有什麼樣的變化嗎？
其實有很多變化，從說話口音跟外型就可以略知一二（笑）。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很像一隻「變色龍」，TED演講剛好是我還沒有變色的時候，當時我剛回台灣不到一個星期，就受邀到TED演講，那是我最剛開始的樣子。我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曾經被當地的人說：「你好像這邊長大的人！」。在台灣可以很台；在美國則會被誤以為是在當地長大的；在非洲則是因為被太陽晒黑的膚色，被當地的人誤以為是台非的混血兒。
我這樣「變色龍」的特質，其實是源自於我對於「人」有強烈的興趣。因此在這兩年的工作當中，我花非常多的時間與心力去理解不同族群的想法與視角，這是我收穫最多的一件事，但也同時是令人疲倦的，所以感覺我這兩年老了很多(笑)。
透過在第一線與各方對象（政府、企業）面對面的現場，我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並非只是一個會議室裡的決策，而是真實傾聽每一個族群的聲音以後，盡所能貼近各方需求的決定。
會有人說，「劉安婷有許多『模式』可以切換。」不只是日常生活當中與上台演講這樣的改變，在與不同的族群談話的過程，我會下意識切換自己所使用的語言與對話模式，更貼近每一個人。
明白這世界上不是只有對跟錯，並擁有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不同的事情，是這兩年我最大的改變。即便有許多的拉扯，我仍嘗試去做對的選擇，這是比較難的事情，但同時也是我相當珍惜的一段過程。
對於現在的年輕世代，你會給予他們什麼建議呢？
「天下沒有新鮮事」，其實現在台灣所發生的事情，過去歷史中也曾出現，包含60年代的法國以及中南美洲所發生的紛擾。當物質生活已經到了可以滿足大部分人需求的階段，人們便會開始注意到社會上不公不義的事情，因此會開始有憤怒的年輕人出現，站出來捍衛他們的價值，所以我們可以將它視為是一個必經的陣痛期。
不論是反課綱或是反服貿，每一個事件都有其複雜之處，也存在許多不一樣的觀點，我不一定能提出什麼精闢的見解，但就大環境而言，我可以給予的建議，也同時是我對於自己的期許：「憤怒可以是很強大的力量，可以推進很多社會的進步，但憤怒之後，這些力量要往哪裡去？」如果我們沒有很謹慎的去思考這些事情，那我們的行為可能只會變成是到處在噴火的恐龍，反而因此傷害了很多人、破壞了不該被破壞的價值。
回顧這兩三年遭年輕人非議的大人們，都曾經在年輕的時候參與學運，這是相當弔詭的。不只是台灣，60年代法國學運領袖，在今日也成為了法國政壇上的關鍵領袖，同樣的遭受到民眾的唾棄。
「為什麼他們年輕時候所堅持的事情，20年後換了位子，卻會選擇放棄？」如果我們不想重蹈覆轍，甚至想要做的比他們更好，那我們就不能只是生氣，我們更需要有肩膀、有能力去建造下一個更好的社會。去思索「接下來可以做什麼？」其實還是比較關鍵的問題，也是最困難的問題。
但就連我自己也不夠謙卑去認知到，實際上自己的能力還是不足的，所以才會時時存在著憤怒而已，所以應該更努力去思索自己的不足，並努力累積我自己的能力。
曾經有人跟我說：「真正的謙虛不是自己覺得比別人好」，「憤怒」的情緒很容易讓我自以為比別人好，這是相當危險的事情，你容易擅自將自己的價值或主觀的判斷強壓在別人身上，就會從原本的受害者轉為加害者，這兩者只有一線之隔。也許20年後你反倒會成為下一代人憤怒的對象。所以台灣的年輕人不能單純只是生氣而已，生氣之後可以做些什麼才是更加重要的。
圖片來源：為台灣而教(TFT)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