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大選可以給小英哪些啟示?
專欄作家許知遠
2016-01-25 12:59

「這是一個困惑的時刻!」Ma Thida說。

 

我們在Nervin咖啡店見面。這家落地玻璃牆的咖啡店與它所屬的Shopping Mall都是一個新仰光的象徵之一。

 

比起上一次到來,仰光似乎更有活力、更鮮亮,也更鎮定。那家叫Trader’s的酒店重新裝修,變成了Sule香格里拉,著名的昂山市場旁新開了新的Parkinson商場,它的對面又是KFC——是這家全球連鎖店在緬甸第一家,報攤上擺出了新出的商業新聞的英文報紙,交通更堵塞,一過下午四點,你就看到市中心變成了一個停車場……

 

是的,大金塔、紅色袈裟的僧侶、臉上塗上「那卡塔」的少女,仍帶著異域風情,但你感覺得到,仰光正在朝向一個你熟悉的方向大步前進。我想在八十年代第一次喝到可樂、在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吃到麥當勞的中國人一定有種似曾相識之感。

 

表面的相似之下,又一種截然的不同。他們剛剛經歷過一場全國性的選舉,那個反對派全國民主聯盟(NLD)像25年前一樣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與25年前不同,軍政府不準備囚禁它的領袖翁山蘇姬,那個常年的獨裁者丹瑞將軍甚至與他的昔日囚徒見面,共同討論權力的平穩過度。至少在名義上,自1962年就統治緬甸的軍政權準備將權力移交給一個民選政府。盡管因為憲法條文,翁山蘇姬可能無法成為總統,但在投票前為了安撫她的支持者們,她說自己將「從更高的層面來領導。」

 

我到來時,大選的狂熱與躁動已經散去,這或許也是持續了五年的亢奮期的暫停。自從2010年11月翁山蘇姬獲釋以來,一連串戲劇性的變化接踵而至。政治犯被釋放,常年流亡者歸來,新聞審查制度廢除,國際製裁解除,囚徒成為議員……長期冰封、孤立的國家突然進入了政治、經濟、社會都高度活躍的時刻,而且是加速度的。

 

 

2013年3月,我初次來到緬甸。「No fear, no fear(不再恐懼,不再恐懼)」,記得一個出租車司機對我說。是的,整個城市都洋溢著一種暢快感,像是從漫長的冬日突然轉入了暖春。最重要的象徵就是,那個被長期監禁、成為禁忌的美麗女人,出現在所有的報紙頭版上,她的海報被四處懸掛,盡管它們都印刷品質不佳。

 

讓人興奮的事情太多。我從一個經濟高度發達、政治卻停滯的國家,來到一個物質匱乏、卻在政治實踐上突然領先的國家,似乎同時帶有某種優越感與沮喪感。

 

我也記得自己當初難耐的興奮。我想寫一本關於這個國家的書,它的過去、此刻與未來,它的戲劇性、也富有啟發性的轉型。或許它不僅為中國未來的變革提供參照意義,還是第一個以中國視角來觀察這個變革的作品——在37街的Bagan書店里,堆滿了來自英文世界關於緬甸的作品,卻沒有一本來自中國的記者或作家。

 

多年來,這種智識缺陷困擾著我,像是對個人虛榮心的莫大傷害。我也篤信這種中國視角的獨特性:同樣的極權經驗造就了相似的感受力;兩國歷史的漫長連接——從諸葛亮的七擒孟獲到流亡的晚明皇帝再到二戰中的遠征軍——這是一個西方觀察者很難進入的縱深感。更不用說那1988年的悲劇。在回看那些老照片時,那些遊行中的白襯衫青年,他們中彈後的倒下,都有一種時空錯亂之感。他們的身形、氣質,與一年後北京發生的一切,是那麽的相似,都是是溢滿青春的理想主義與鋼鐵之間的碰撞。 

 

那次行程中,我見到了好幾位昔日的政治異議者。在一條擁擠小巷的二樓辦公室里,我見到了《伊洛瓦底》(Irrawaddy)的忙碌編輯部。過去二十年,這份以緬甸最著名的河流命名的雜誌,一直在泰國清邁編輯出版,是面向英語世界的最重要的流亡雜誌,如今它回到了緬甸。那位編輯部負責人,給我彈了吉他,說起了流亡生涯。那一刻,我不禁存疑,新仰光能接納這個流亡的聲音嗎?

 

 

我還去了「88世代」(88 Generation)的總部,據說那二層小樓曾是一個著名的妓院所在地。這個組織的創建者們,有兩位魅力十足的領導人,如今是僅次於NLD的第二大反對派組織。當然,我還見到了傳奇般的溫丁,他是僅次於翁山蘇姬的領袖,也是他說服了這位恰好歸來的遊客,共同組建了反對力量。在經過常年牢獄生涯之後,這位記者、作家、活動家失去了生活的一切。他寄居在一個舊友的房間內,謙遜地談起的自己的人生,他在獄中的詩作,還有對翁山蘇姬憂慮——他覺得她對軍政府妥協得太多了。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遇到的每個人——不管你是政治人物、還是NGO、或是新聞記者——幾乎都坐過牢。他們對此從未刻意強調,仿佛不過再平淡不過的經歷,像是去異鄉讀了大學。

 

這本書最終沒寫出來,甚至沒有真正動筆。除去個人懶惰,或許也因為情緒的變化。2013年末,我前往舊金山遊學,西岸那股放鬆氣氛一下子沖淡了書寫的緊張感。當再回到中國時,緬甸這一話題似乎從公共輿論中消失了。記得2012年末至2013年夏天,中國的記者以報導緬甸的轉型為時尚,它似乎是對中國的一種投射。但此刻,緬甸似乎變成了新的禁忌。我的朋友,一位才華橫溢、唯一專訪過翁山蘇姬的年輕記者,最終投身於一本時尚雜誌,再沒有時事、思想媒體可以承載他觀察世界的雄心與熱忱了。

 

Ma Thida似乎提醒了我未遂的緬甸計劃。三年之中,又有很多變化發生,我怕是捕捉不到這節奏了。貯存在頭腦中的記憶,變得乾澀,恐怕再沒有機會復活。對這個國家的理解,再度回到顯而易見的符號。

 

「你怎麽看《The Lady》?」我問她。她像很多亞洲女人一樣,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更看不出牢獄生涯的痕跡。

 

這是既安全又笨拙的寒暄。是啊,在緬甸,誰能迴避談論那位「夫人」呢?這位「夫人」也正在經歷著她人生的另一次關鍵轉變。27年前,她從一個家庭主婦變成了一個道德偶像;而如今,按照她的朋友Timothy Garton Ash的說法,她則要從一個「道德-文學-精神-反政治的政治人物」,變成一個「實用的政治人物」,她真的要掌權了。

 

「哈哈,或許叫做《The Husband》更適合些」。Ma Thida說,她有這個評論的資格。她曾是「夫人」的助理之一。

 

她出生於1966年,是緬甸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也是成立不久的緬甸筆會的主席。這個組織旨在恢復依舊孤立的緬甸作家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同時,她仍是個醫生,一名活躍的社會活動家。

 

是周遭那些驚人的貧困,激發起她的寫作欲望。她受訓成為一個外科醫生。1988年的動盪改變了她的人生,她捲入了政治生活,在1990年的大選中,成為翁山蘇姬的助手。在一張舊照片上,年輕、消瘦的「夫人」拿著麥克風發言,她則在她身後,正坐著記錄,一頭亂蓬蓬的短發。1993年9月,她為自己的行動付出了代價,以「危害公共穩定」(endangering public tranqulity)罪被判處20年徒刑。在國際壓力下,她在監獄里待了5年6個月6天。出獄後,她繼續行醫與寫作。

 

她是靠冥想度過了最難熬的時光,她還說了一個專用名詞vipassana,這也是這個國家的神秘性一部分。出獄後,她繼續寫作,一些時候,似乎變得更銳利,不僅針對壓迫者,也面對反抗者的內部。早在1999年,她在Sunflower一書中警告,翁山蘇姬變成了「歡呼的囚徒」——人人都只對她贊美,不敢發出質疑的聲音。

 

我猜,對於這場運動的參與者來說,《The Lady》這個家庭故事遮蔽了緬甸需求民主變革的復雜性,甚至多少忽略了「夫人」的同志們付出的巨大犧牲。

 

我們的談話說不上熱烈,她有著接受採訪的熟練,國際媒體對於緬甸的強烈、集中的興趣,已把這些關鍵人物訓練成流利的表達者。或許,我的問題也不吸引人。一個外來者總是很期待在一個小時的談話中,搞清楚這麽一個複雜國家所有癥結所在。問題變得大而無當、無法深入,而回答者也變得煞有介事,丟掉了個人視角。

 

外來者看到的是一個目不暇給的變化與希望,局內人則感到的則是停滯與焦灼。

 

在選舉後的一篇文章中,Ma Thida警告說,憲法改革才是未來的關鍵,它為軍隊提供了一個「舒適地帶」,緩衝了矛盾,但是這也可能妨礙了權力的轉交。

 

 

權力會自然轉移嗎?在手邊的一份軍方控制的《緬甸之光》上,社論編輯用我再熟悉不過的語調說,歷史的變化是緩慢的,切不可過分激進,建議NLD即將組建的新政府把焦點放在社會、經濟、環境問題上,將軍事、外交這些重大問題仍留給原有的權力機關。

 

這語調或許也是Ma Thida最擔心的部分。她提起1990年的大選中,NLD也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軍方不僅拒絕交出權力,還發起了新一輪的鎮壓。

 

「當然,這一次的情況要好的多」,她說。國際環境變化了,社會也覺醒了。但對於一個飽受不測的國家來說,憂慮確是深深刻入思維中的。而且,作為長期反對黨,NLD從未有過應對權力的經驗。反抗者內部的矛盾業已浮現,在這次大選中,NLD拒絕讓「88世代」的候選人加入他們的聯盟。

 

比起過去幾年的戲劇性變化,這些憂慮仍可以忍受。很可惜,我沒有讀到Ma Thida的一本書《路線圖》中,她用虛構人物串連起來的當代緬甸的歷史。我也記得她為自己起的筆名是Suragamika,意為「勇敢的旅行者」。對於一個「勇敢的旅行者」來說,未來總是值得期待的。

 

談話結束前,她突然反問我,記得你們像「88世代」這樣的一代人,當時在電視中看到畫面,很激動,但後來為何就平靜了?她難以理解這個事實,因為在緬甸,不管是她這一代,還是更年輕的一代,反抗從未停止過。

 

為何你們消失了?我試著作出解釋,一些人被驅逐,而1992年開始的經濟改革,讓很多不滿者突然獲得了致富機會,剩下一部分仍在繼續,失去了社會的關注。我感到自己語言的笨拙與無力,隨即意識到,這解釋背後的羞愧——一切都源於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