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說的好：炮聲一響，黃金萬兩。歷史金融規律總是驚人的相似，在中國央視嗆聲美帝國主義一句「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開啟全面應對貿易戰，拉開大國對弈的大幕，幾乎就在同時，比特幣、外匯和黃金應聲大漲，特別是比特幣尤其明顯，避險屬性再次顯現。
不妨我們打開想像力，從2018年12月8日，中美貿易談判划定90天緩衝期（上圖中長方形框定區域)，比特幣一路築底橫盤，避險屬性銳減。2019年以來中美談判就一直沒有斷過，越接近90天約定時間點，全球投資者的避險情緒日益升高，從比特幣和黃金的走勢不難看出都有略微上漲的趨勢。
直至關鍵時間點來到了5月9日，由中國副總理劉鶴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計劃於週四抵達華盛頓，與美國官員舉行為期兩天的會談。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此前在聯邦公報草案中證實，美方擬於5月10日將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貿易摩擦陡然升級。
最近約五個月以來，中美官員一直都在密集舉行談判，並在中國採購美國商品和協議執行等一系列問題上取得了進展，然後由於雙方的核心利益始終在原則上無法達成一致，美方提出的條件太過苛刻，另中方無法接受，於是導致談判破裂，造成貿易緊張局勢。
廣場協議的細節
世界局勢發生的巨大變化，僅僅只對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嗎？
全球化的今天，每一個貿易決策幾乎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回過頭來看看當年美日貿易大戰的幾個細節，也是親歷者行天豐雄《時運變遷》書中的內容，我們一窺端倪。
第一個細節是：1985年，美國國會裡的保護主義情緒上升，僅僅1985年，就提出了400項保護美國產品的議案，包括徵收進口附加稅。其中，因為存在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日本首當其衝被批評。那一年9月，雷根總統認為，日本對煙草進口實行限制，是貿易不公平，於是，授權美國政府部門對日本進行報復。
第二個細節是：日本政府內部對於同美國發生摩擦的擔憂日漸增加，於是想要努力增加進口，以降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了一個有意思的建議：每一個日本人都應該購買價值100美元的進口商品。中曾根康弘帶著電視台的記者，到一家百貨商店訪問，買了兩三條高檔領帶。不過，後來發現，這些領帶是法國進口的。
第三個細節是：日本銀行總裁前川春雄卸任之後，撰寫了一份報告，呼籲日本經濟政策重新定位，以內需驅動經濟成長。這份報告在日本國內廣為傳閱。報告內容強調，要充分抓住日本國內的巨大市場和基礎建設的機會，大幅提高國內需求。同時，也要減少進口商品的正式和非正式壁壘。
行天豐雄評論說：「他明確的結論在今天和在當時一樣中肯。但有一點也是確定的：把那些觀念轉變為現實，是一個緩慢和煎熬的過程。」
1985年9月，發生了那個後來被很多人視為是日本經濟轉折點的事件。當時，美國、德國、英國、法國和日本五個國家，在廣場飯店簽訂了廣場協議。兩個新興經濟大國德國和日本，根據協議，調整馬克和日元對美元的匯率。
其實廣場協議並不是直接導致日本由盛轉衰的最重要的推力。
因為從1986年底開始，對日元升值的抵制聲音開始減少。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一個強勢日元，其實也有很多好處。比如，在依賴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的產業，強勢日元意味著更低的成本。強勢日元還意味著，進口商品的價格更便宜因此消費者更滿意。日本企業在海外投資併購時，處於更有利的地位。強勢日元帶來出口成本上升，可以倒逼出口型企業優化業務削減成本。
從GDP的成長數據來看，1986年，日本GDP成長了3.33%，1987年成長了4.73%，1988年甚至達到6.79%。與此同時，國內需求對經濟的成長超過了出口對經濟的成長，成長模式開始從出口拉動轉到內需拉動。
在行天豐雄看來，真正的問題其實出現在兩國各自的決策過程裡。
幾次的日元升值，以及跟貿易相關的財政決策，都跟受到外部壓力有很大關係。日本甚至專門出現了一個詞叫「外壓」。它指的是，「日本的政治體系可以在外部政治壓力下行動得更快」。
如果單純從結果來看，日本在外壓下採取的大部分措施，無論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是對多個產業的解除管制，結果都是好的。
行天豐雄說：「在這個意義上，日本不能抱怨發生過的一切。」
對比現在中美兩國的情況，其實非常類似，主要是美國的偉大復興夢和中國的強國夢，兩條發展進程發生了衝突。
對於國家來說，調整好國民心態是至關重要的，短期影響不大，中期必將受到經濟壓力，長期還是非常樂觀的。
對個人來說，放開心態、擁抱新的避險資產是當務之急，我們需要明白，保護好自己的財富不受損害才是重中之重。昨天有人說白銀不是避險資產嗎，凱撒回覆他，我怕你是活在農業社會，即使工業時代黃金才是作為最主要的資產，而比特幣作為新興資產，勢必成為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避險資產。
本文為巴比特資訊授權刊登，原文標題為「比特幣：亂世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