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來說，那該是場長達七個多小時的會。下午四點在會議室談了兩個小時之後，去吃了湖南菜再續攤到林森北路日式爵士樂酒吧聊到十一點多。

感覺他其實在走進會議室之前已經做了決定，會議前給他的資料已經足夠讓他了解我的想法。再加上海外部的主管也從大阪飛來，中日英語並用，大家溝通得很順利。

他看來沒有太多意見，但是海外部的主管告訴我，她是專程被從大阪召來台北開會。早上五點半從大阪出發，隔天五點半就又要飛回去。

談了七個多小時，我們初步達成合作構想。

他其實已經在台灣成立公司，但是還沒有員工和辦公室。這也讓我明白他做生意的一些原則和眉角，省一塊至少可以賺十塊，沒有魚就先別撒網。

我問他對大阪總公司未來發展的想法。他說老爸在1951年創業，馬上就要迎來第七十年，到時他會正式公布他的「百年計畫」。

「那時候我該已經是不管事的會長了」他笑著說，公司要走到一百年還要靠下一代經營者來協力。

我忽然意識到，百年企業這件事的難度有多高。

二十歲就業，六十五退休，人類的工作壽命很少超過五十年，沒有人可以用一個人的力量造就百年企業。

而他站在七十年的分水嶺，這個角色無疑相當關鍵，要承先也要啟後。夾在兩代之間，如果企業能順利走到百年，他也年過八十了。

「公司百年對您的意義是什麼？」我問他。他說，那是一種成就感，父親開創了事業，他接下棒子，如果兒子或其他人能順利經營下去，他會覺得自己這一生終於任務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