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摩根大通執行長戴蒙提出了一個驚人觀點，他認為AI的推進速度可能需要放緩，以避免社會動盪。另外被譽為「AI教父」的諾貝爾獎得主辛頓也在接受訪談時坦承，AI的進展速度遠超他的預期，甚至可能在未來三十年內對人類構成生存威脅。這些來自產業界與學術界頂尖人物的警告，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當初被視為解放生產力的技術革命，是否正在走向一條無法回頭的道路。

辛頓的轉變特別引人注目。這位用五十年時間堅持推動神經網路研究的科學家，如今卻成為最大聲疾呼AI風險的人之一。他在2023年離開Google，就是為了能夠自由地討論AI的危險性，而不必顧慮公司利益。從技術推動者到安全警示者，這樣的角色轉換背後，是對AI發展速度的深切憂慮。他原本預測通用人工智慧需要二十到五十年才能實現，現在卻認為可能不到二十年就會到來。更令人不安的是，他認為AI在知識儲備上已經是人類的數千倍，而這種差距還在快速擴大。

就業市場的衝擊恐怕是最先浮現的問題，辛頓指出，AI每七個月就能完成原本需要兩倍時間的任務，這意味著軟體開發、客服、法律助理等需要大量腦力勞動的工作，都可能在短時間內被取代。戴蒙更直言，摩根大通在五年內可能會因為AI而減少員工數量。但這次的技術革命與過去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過去新技術消滅舊工作的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但當AI能夠勝任所有人類能做的工作時，被取代的勞動者究竟要往哪裡去。

這個問題指向了一個經濟學上的矛盾，如果企業大量使用AI取代人力，勞動者失去薪水，就沒有人能購買企業的產品，整個消費循環將會崩潰。戴蒙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階段性導入AI，搭配政府的工資補助、職業再訓練和提前退休計畫。他以美國兩百萬名商用卡車司機為例，如果無人駕駛技術一夕之間普及，這些原本年薪十五萬美元的司機，可能只能找到年薪兩萬五千美元的工作，這樣的落差必然引發社會動盪。因此他主張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必須放慢AI的部署速度。

另一方面，晶片大廠輝達執行長黃仁勳則持相對樂觀的看法。他認為AI基礎建設的建置正在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從水電工、電工、建築工到網路技術人員，都因為AI資料中心的興建而獲得工作。這種觀點強調的是AI帶來的新產業機會，而非被取代的傳統工作。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述，反映出產業界對AI影響的分歧認知。

更令人擔憂的是AI在軍事領域的應用，辛頓認為，當政府可以派遣AI機器人作戰，而不必承擔士兵陣亡帶來的政治代價時，發動戰爭的門檻將大幅降低。此外AI還可能被用於製造生物武器、進行網路攻擊、操縱選舉，甚至加劇社交媒體的回音室效應，導致社會嚴重撕裂。過去一年釣魚攻擊增長了十二倍，正是AI降低犯罪技術門檻的明證。

面對這些挑戰，辛頓強調監管的必要性。他批評那些主張讓AI自我監管的想法，認為這就像讓罪犯監督罪犯一樣天真。政府官員必須真正理解AI的運作原理，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企業在資本主義體系下追求利潤最大化，安全考量往往讓位於競爭壓力，這使得外部監管更顯重要。

AI發展的困境在於這項技術在醫療、教育等領域確實能帶來巨大效益，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阻止它的發展。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在推進技術進步的同時，確保人類社會能夠承受隨之而來的衝擊。這需要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建立起一套能夠平衡創新與安全的治理框架。當連AI教父都開始擔憂他畢生推動的技術可能失控時，我們更應該認真思考，這場技術革命究竟要帶我們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