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總統自二月上任以來,每天都有新動作。最新的傳聞是,美國政府計畫入股英特爾(Intel),加上先前川普要求執行長陳立武走人,還有對全世界銷美的廠商課徵關稅,以及近來要求輝達H20晶片銷中國要繳15%給美國政府,這些措施都會對產業造成深遠影響,值得進一步討論。
關於美國政府入股Intel的事情,我相信對Intel是很正面的訊息。因為Intel目前的困境是錢燒速度太快,已無法再朝先進製程研發及產能設備進行投資,有政府資金挹注與支持,對公司當然會有幫助。
但是,美國政府加碼Intel,能否支持多少金額,恐怕是個問題,但更重要的一點是,後續還會有什麼動作?
我認為,美國政府扶植自己的企業,是明正言順、天經地義的事,現在很多國家都在做同樣的事,甚至美國政府除了挹注資金外,未來會以更好的政策偏袒英特爾,一定也很難避免。但在這些政策推動之前,一定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則,否則很難確保英特爾可以救成功。
例如,英特爾在接受政府資金之餘,最重要的是,要讓英特爾維持專業運作,不要過度干預內部的經營管理。美國企業最重要的競爭力,一向不是政府介入支持的作法,這是其他亞洲國家推動的作法。如果川普總統及其內閣團隊會相信這個作法有效,那一定是想錯方向、走錯路,結果一定也是不好的。
就像近來市場也不斷傳聞,美國政府要救英特爾,一定會把台積電拉進來,逼迫台積電讓出技術。像這樣的作法,也絕對不是川普總統應該選擇的路,因為硬把兩家公司湊在一起,彼此不互補,無法產生加乘效果,而且文化、人才都不融合,結局一定很不好,對美台雙方是雙輸的結果。
英特爾的未來,重點當然是先進製程技術要做得出來,但更長遠來看,英特爾的最佳出路,是讓Intel的製造部門切割出來,與格芯(GlobalFoundry)公司進行合併。
因為,英特爾與格芯兩家公司都是美國企業,有美國人的文化與基因,兩者合併,才能發揮企業融合上的最大效益。而且雙方技術與產品是優勢互補,Intel主打先進製程,格芯在12奈米以上的成熟市場有完整布局與客戶結構,合併會產生綜效,成為一家完整的晶圓代工公司。
格芯的最高製程技術是12 奈米,雖非最先進製程,但仍能滿足許多成熟製程和特殊製程上的應用需求,此外格芯的客戶包括IC設計公司和IDM廠商,涵蓋汽車、工業、通訊、消費電子等領域,而且客戶有超微、高通、博通、聯發科等,這些都是英特爾切入專業晶圓代工產業很重要的憑藉。
過去英特爾沒有晶圓代工的服務基因(DNA),如果維持目前的產品與製造在一起的結構,晶圓代工事業絕對做不起來,因為兩個事業的特性及該有的文化完全不同,兩種人硬湊在同一家公司內,一定衝突不斷,而且客戶也不信任。
英特爾若把製造部門切出來與格芯合併,結果就會大大不同,英特爾可以藉此學習如何服務客戶,把腰彎得更低,才能夠爭取到客戶的信任及訂單。
此外, Intel前董事長及執行長貝瑞特,最近又投書媒體,說陳立武主張沒有訂單就不投資14A先進製程,根本是個笑話。他說,英特爾現在需要400億美元,美國政府很難成為救星,因此這麼多資金相當於〈晶片法案〉的金額。貝瑞特也呼籲,美國輝達、蘋果、Google等八家客戶各出50億美元投資Intel,協助建立技術與產能,才能與台積電競爭,維繫美國本土半導體的競爭力。
貝瑞特的說法,看似有些道理,但這是很美國人的想法,甚至是英特爾的一己之私。全球半導體產業現況,目前美國在製造上已落後一大截,要追趕至少要10年到15年,要強迫八大客戶出資,砸400億美元去救英特爾,然後等著Intel改變、學習再壯大,一定是很久以後的事了。遠水救不了近火,每家公司現在都亟需晶圓代工產能及服務,貝瑞特這個呼籲,很難獲得大家的認同。
我其實寫過好幾次,美國半導體製造已經落後了,如今半導體製造已經移到亞洲,重鎮在台灣、韓國、中國大陸,而且關鍵在商業模式的創新。貝瑞特仍然認為Intel可以一邊做設計,一邊做晶圓代工,這樣的想法很不切實際,只要去問一下他提的那八家客戶,應該沒有人會同意他的想法。美國要重回半導體製造,必需改變心態,尤其不能延續Intel的傳統作法及主張,否則一定失敗。
因此,總結我的看法,Intel與格芯合併,先進製程由Intel的人來主導,但整個公司的主導權應該交給格芯,至少CEO是由原來格芯的人來擔任,因為格芯在晶圓代工也做了數十年,他們有這個產業的豐富經驗,也理解如何服務客戶,雖然沒有台積電及三星做的好,但至少對這個行業很熟悉,很清楚該如何服務客戶。在客戶面前腰要彎得很深,才是這個服務行業的精髓所在。
另外,談到輝達與超微晶片銷售中國大陸,必需繳15%給美國政府,這是在川普關稅之外,另一個影響深遠的事,對產業未來發展也會帶來各種衝擊,也值得好好談談。
上繳在中國銷售晶片收入15%給美國政府,這是近來美國財政部長提出來的,也獲得輝達及超微兩家公司證實。這筆錢是用來換取政府給予出口許可的特殊協議,這樣的作法,很可能會成為除了關稅外,未來跨產業推廣的範本。
若仔細來看,以「收益回饋換取出口許可」的間接管控模式,較傳統關稅更具靈活性,可視為一種新型態的「經濟國安工具」。若這個模式進一步推廣,將在全球供應鏈中創造新的成本結構與合規要求,尤其對依賴中國市場的跨國科技與製造業帶來衝擊。
此外,在關稅部分,雖然台灣的關稅數字還在談,但我相信,長遠來看,15%到20%的對美關稅,未來顯然會定錨,全世界都逃不掉。川普總統已經定下這個標準,未來即使川普下台,有新總統上任,相信其他總統也絕對不會取消,未來美國因為關稅每年可以帶進數千億美元收入,不會有那一個總統會把這個「好制度」取消掉的。
因此,關稅的衝擊,絕對是長遠的。至於15到20 %的關稅,代表什麼意義?有什麼大事情會發生?
首先,我覺得有一個最簡單的原則是,任何一家公司,如果毛利率低於20%,一定要重新檢視自己的競爭力,低於20%的產品,或甚至長期低於20%的產業,在未來關稅大戰中,一定很難競爭,也無法生存。高毛利的公司一定會打敗低毛利的公司,低毛利的產業與企業一定撐不住。
因此,任何一個產業,如果毛利率都普遍低於20%,從國家的戰略思考來說,這些產業應該趕快外移,移到生產成本及條件更低的地方,才會有競爭力。如果外移也無法拉升毛利率,那就應該考慮關掉及退出。
因此,這件事最重要的意義是,企業一定要轉型升級,脫離低毛利的產業或格局,這是所有國家及產業都必須思考的重點,非常簡單,但也非常殘酷,因為這是未來競爭最基本的法則。
最後,銷售美國要課徵15-20%的關稅,也代表其他國家與市場,將是大家分散風險的地區。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去年就提出,台灣要聚焦「第三世界市場」,所謂的第三世界,也就是美、中之外的市場,包括歐洲、日本都算,這個市場比美、中個別來看都還要大。如今台灣已是晶片、電腦的世界中心,未來在AI時代下,非美中市場也很需要台灣。
施振榮的看法是,這些非美中地區有很多應用,都需要軟、硬體整合,包括需要晶片、IoT,這些都需要台灣,因此包括智慧醫療、智慧城鄉、智慧交通與智慧農業,都是我們可以著力的點。
台灣因市場小有先天限制,但對創新來說,市場很重要,以過去宏碁的經驗來說,儘管產品銷售在世界多國有很好成績,但要在美國、中國銷售就變得不太容易,而這樣的經驗,對很多台灣公司來說也都很類似,未來,切入非美中市場將會是企業轉型的關鍵。